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Ann Harrison，IFPRI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对外经贸大学的徐朝阳，CREI和Pompeu Fabra大学的Gino Gancia，罗切斯特大学的Dan Lv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盛柳刚六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

Ann Harrison：政策保护模式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

Harrison博士在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受到认可，以及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更成功的发展表现，学术界对产业政策兴趣重新燃起。但对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始终存在争论。对产业政策有效性持质疑的学者指出，产业政策会带来寻租行为，日本经验表明受到支持和保护的部门并没有增长更快。对产业政策更乐观的学者认为，支持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或新兴产业部门，可以加速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回应，Harrison教授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对产业政策有效性做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Harrison博士通过一系列的相关关系识别出哪些部门受到关税保护和财政减免政策支持。尤其是识别出以下三类部门是否有受到政策支持：出口导向型，技术密集型和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表现主要用全要素生产力来测度（用四种方法计算得到）。所用到的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关税数据来自由世界银行维护的数据库WITS。
在分别对企业层面的数据和产业层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后，发现有以下三种趋势。首先，保护性关税对企业生产力提高有一个净的负效应。数据表明，最终产品和投入要素关税对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生产力提高有显著的净负效应。其次，免税期对生产力提高有正效应：如果税收减免偏向出口密集型部门而不支持研发部门的话，免税期可以提升产业增长速度。最后，产业促进政策效果会随着时间改变，随着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演化，这种效应随时间减弱。

张晓波：序列实验的逻辑

受医学领域广泛地采用可靠的随机控制实验的鼓舞，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随机控制实验对政策设计的意义。从随机控制实验中获取证据的做法已经被视作黄金法则。但是，随着随机控制实验的流行，它的缺点也开始被注意到。比如，从某个环境下发现的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情况。无法体现一般均衡效应、忽略异质性和受到伦理制约也是随机控制实验的缺点。
在医学领域，有毒药物不允许被使用到人类临床试验上。经济学家也潜在地遵循相同的原则。他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知的几乎没有副作用项目做随机试验。如果只关注随机控制实验而忽视实验设计中其他环节，我们可能会被限制于处理那些可以进行安全的随机控制实验但相对琐碎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张晓波教授指出，实际上在医学领域，随机控制实验只是序列实验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药物研制过程包括好几个步骤：病理分析，毒性测试，动物试验和人类临床试验。只有那些已经证明对人无害的药物才最终允许进行随机控制的临床试验。也就是说，随机控制实验只是科学探索环节中的一环。
在现实中提出的经济政策都会面临很多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在获取可信的证据之前就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是有极端风险的。随机控制试验主要衡量的是平均的政策效果，并不考虑潜在的异质性问题。出于对潜在的失败危险和负面溢出效应的顾虑，政策制定者往往不愿意一开始就对政策进行随机控制实验。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序列实验的做法。
张晓波教授通过医学上的序列实验设计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阐释了序列实验设计的思想后，对序列实验设计的逻辑进行了数学建模。为政策制定者寻找执行和检验政策的最优方法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徐朝阳：赶超雄心、部门导向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

相比于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很低，但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人均占有量却很高。徐朝阳博士构建一个两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解释这一现象。模型中有一个政府，它不仅关心国民的福利，同时还有在资本密集型部门上追赶发达国家的雄心。这个关于政府偏好的假定对本论文的模型是关键的，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增长论文中对政府偏好的假定，它们只假定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在现实中会观察到，政治家会按照自己的雄心甚至偏见来制定政策。有了赶超雄心假定，政府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就有扭曲部门间的资源配置的激励，尽管政府仍然需要在赶超部门和社会福利之间进行平衡
在本论文的框架中，有两个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达国家。两个国家之间没有贸易和直接的经济联系。发达国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试图追赶的目标和评估自身经济发展表现的准绳。因此，这实际上是封闭的经济体。这样的设定下，经济结构是内生变化的，任何试图改变部门间相对产出的政府干预都会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模型的结果表明，具有赶超雄心的政府为了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将会采用部门导向的产业政策，结果导致了内生的产业结构被扭曲，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政府的赶超雄心越强烈，它将选择更为扭曲资源配置的政策，最终导致更加糟糕的经济增长表现，尽管可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

Gino Gancia：跨国生产、定向技术变化和外部性

Gino Gancia博士指出，跨国生产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尚无论文研究跨国生产对技术的技能偏向的影响。但是技术的技能偏向是全球工资和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
Gino Gancia的论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他采用了一个定向技术变化的模型框架，其中工人分为有技术和无技术两类，生产技术是内生型要素扩张型的。此外，模型中还增加了跨国生产，包含两个国家，一个是西方国家，一个是中国。西方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到中国进行生产。通过以上设定，这个模型能被用来研究跨国生产的技术的技能偏向和劳动技能溢价现象，也可以用来研究全球的工资和福利问题。
通过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果：跨国生产和定向技术变化的交互作用对工资的动态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在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跨国生产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和全球范围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以及偏向技能劳动工人的技术变化。但是，如果市场是充分整合的，创新也会调整适应无技术工人。如果增长率足够高，、跨国生产可以使所有工人受益。

Dan Lv: 本币大幅贬值情况下企业进口的分解

降低进口关税可以提高生产力，引致新产品的生产。而在在货币大幅贬值时期，企业会减少进口产品的种类。Dan Lv博士的报告讨论了进口的大幅下滑和全要素生产力的下滑二者之间的联系。
Dan Lv博士使用哥伦比亚的数据分析了企业的进口和出口行为，以及货币贬值的冲击。得到的实证结果确认了既有文献中指出的货币大幅贬值时期企业的进口行为变化：进口值降低，不再进口产品和减少了进口品的多样性。减少中间品进口的多样性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力。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在进口市场上会有很多进出行为，大多数企业都会增加或减少进口产品种类，进口的净变化是这些转化的综合结果。但是在大幅贬值时期，进出口总额降低，调整进口产品种类、进入和退出进口市场行为都减少了。
Dan Lv还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进行解释这一现象。并提及了货币大幅贬值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资源配置不当带来的效率损失。

盛柳刚：跨国生产和工资不平等的所有权结构与中国证据

盛柳刚博士提到国际贸易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跨国生产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是中间品贸易。超过三分之一的跨国生产是在公司边界之内的。经典的Heckscher-Ohlin模型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工资不平等现象。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公司范围内组织的跨国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对工资不平等有重要的影响。而通过订单方式组织的跨国生产，是低技术含量的，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有限。
盛柳刚博士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在模型中，跨国企业做出关于生产地点，所有权结构和技术劳动需求的决策。这个模型的主要创新就是把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内生到了离岸外包的分析框架。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生产使用的是完全契约，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三种不完全契约中选择。
从这个理论模型中可以得到三个可检验的假定。第一个是技术密集假定：在跨国生产中外资企业比合资和本国企业更加技术密集。第二个是分配假定：那些所有权制度具有更高灵活度、贸易成本更低和契约环境更好的地区，通过公司组织跨国生产的外资企业比例更高。第三个是高等教育溢价假定：有更多在同一公司内组织跨国生产企业的地区，有更高的高等教育溢价。然后作者利用中国加入WTO后放松了对外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这个自然实验，收集了中国的统计数据对以上三个假定进行了统计检验。
最后得出的结论有：外资拥有企业的加工贸易可以解释中国2000年到2006年高等教育溢价增加中的75%；跨国生产的所有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行业技术升级和工资不平等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权自由化可以吸引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技术密集的产业。

（沈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