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的是鞠建东教授、李斌开博士、李飞跃博士、王健博士、李瑶博士、余淼杰教授等人的演讲内容。

鞠建东教授

鞠建东教授主要就论文《生产与贸易结构变化的统一模型——针对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发表了演讲，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用数据说明了中国的生产及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调整。总体来说，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制造变得更加资本密集，与此相对的是，出口产品却向劳动密集型转变。第二，结合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这种转型方式的成因，得到均衡结果并且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分析，鞠教授首先强调对企业的分类。他们根据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将企业分为100个等级，每个等级定义为一个行业。用某个行业的企业数量占总整个经济中总企业数目的百分比来定义该行业的企业数量份额，同样，可以类似定义一个行业的劳动力份额、增加值份额和销售份额。从这几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均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制造有向资本密集型发展的趋势。然而，相比起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多。同时，从行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这两个指标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均高于资本密集型。
接着，鞠教授关于这个现象进行了理论模型的构建。这是一个两国贸易模型，假设其中一个国家劳动力比较充裕，另一个资本比较充裕。假设家户效用函数和企业成本函数，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别出清的条件，可以得到一个唯一的市场均衡解。这个市场均衡由以下几个条件决定：第一，两个国家各个行业的企业定价策略；第二，市场自由进入条件以及零利润生产率边界和贸易下的零利润生产率边界的关系；第三，要素市场出清条件；第四，由消费者和生产者最优化条件决定的价格指数；第五，世界市场上的产品市场出清条件。结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要素密集程度可以分成三个区间，资本充裕的外国最终集中于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劳动充裕的本国最终集中于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中间那部分产品两个国家均有生产。
最后，通过比较静态分析，鞠教授总结了资本深化、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资本深化使得劳动充裕的国家产生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充裕的国家与之相反，最终导致两国的生产结构重叠得越来越多，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都越来越相似。随着劳动充裕国的资本充裕度上升，出口也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资本深化会提升该国的福利，并降低外国的福利。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各国分别生产越来越多自己的充裕要素密集的产业，两国生产结构重叠得越来越少，导致比较优势越来越突出，生产专业化增强。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充裕要素的价格并且对两国均有益。技术创新可以使劳动充裕国家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使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获得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对劳动充裕型国家有利，提高了对该国的利率，同时降低了外国商品的相对需求和利率。

陈斌开博士

陈斌开博士就他与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文章《发展战略、资源错配和经济发展》一文发表演讲。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认为，资本产出比与人均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跨国数据显示，资本产出比较高的国家，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然而，中国的现象与此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的这种现象无法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资源的配置不当可能是其根本原因，而导致不同地区资源配置不当的正是政府发展战略。
陈斌开博士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说明这个问题。由模型得出，在竞争均衡中，要素价格和厂商的生产选择都由禀赋结构决定，因此人均产出和资本产出比都与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呈正比。而发展中国家都有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倾向，导致其资源向这些部门倾斜。这直接导致，在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之下，人均产出与重工业受保护程度呈反比，且给定要素禀赋结构的话，资本产出比与重工业受保护程度呈正比。陈斌开博士最后指出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展政策以及资源配置不当也许是理解各国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李飞跃博士

李飞跃博士就其与林毅夫教授发表的《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扭曲》一文发表了演讲。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众多的制度扭曲。比如，对某些产业的税收（补贴）、金融抑制、国内货币高估、资本与外汇的配给和行政垄断等等。接着，李飞跃博士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对其经济制度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种经济制度扭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结果表明：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主要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而产生的，经济制度扭曲程度与该国发展战略偏离其适宜产业的程度呈正向关系。如果政府推行赶超战略，赶超产业规模越大，赶超产业的自生能力越差，制度扭曲越严重，经济效率损失越大。
最后，李飞跃博士总结，制度扭曲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发展不符合其要素禀赋的产业，那么这些赶超产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不得不为他们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维持其生存。除非政府运用了适宜的发展战略，否则想要改革现存的扭曲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资源从赶超产业向适宜产业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也许应该沿着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方向前进。

王健博士

王健博士关于汇率问题，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中的价格粘性以及微观层面的汇率传递——中美贸易的研究”的演讲。
从2005年起，人民币开始对美元升值，这种升值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企业定价行为有何影响？人民升值在多大程度上转移给了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企业定价行为和汇率传递机制对一些重要的宏观问题都很关键。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于2005年进行了全面改革的背景之下，对中美贸易的研究对理解宏观环境改变对定价行为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王健博士采集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月度数据，统计了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商品价格。从统计结果来看，2005年起中美之间贸易产品的价格波动变大。检验是否存在结构转型的计量结果也发现，美国出口产品价格在2005、2006年左右出现了结构转变，2005年之后价格粘性明显减小。从1994年到2005年，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粘性在提高，2005年之后下降。接着，他们根据2005年六月之后的数据做出一个估计，并以此作为冲击变量，纳入一个调整的菜单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复制出以上的结果。
最后，关于汇率传递的研究发现，按照总体价格指数估计的汇率传递影响被低估。美国向中国进口的产品高达三分之一是从来没有价格变动的。如果采用价格变动的商品作为样本估计汇率传递，它的结果趋近于1。

李瑶博士

李瑶博士发表了题为“进口中间投入品，出口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的演讲，她从进口中间要素投入品的角度，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出口价格。
李瑶博士主要提及两个模型，内生质量模型和外生质量模型。其中，内生质量模型的主要结论是，高生产效率的厂商会面对较低的进口关税，他们将会在每一种进口要素种类上花费更多，同时进口更多种类，并选择高质量的进口要素投入。因此，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进口关税的降低会导致厂商设定更高的出口价格，而进口种类越多的厂商会定越高的出口价格。外生质量模型的主要结论是，高效率的企业面临更低的进口关税，导致进口更多中间投入并且花费更多在进口投入品上，导致更低的出口价格。利用同质产品的子样本和净质量价格数据所得到的结果都支持外生质量模型。

余淼杰教授

余淼杰教授发表了题为“出口深度和要素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的演讲。首先，余淼杰博士指出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的关税也从2000年的15%降低到2006年的10%。通常来说，一个国家要素产品贸易成本的降低对其选择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会有影响，中国的现状正是如此。目前，中国只有27%的企业进行出口，而高达15%的出口厂商出口他们的所有产品。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一半左右，那么在这种贸易深度的背后不能忽视中间产品的作用。
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分析，余淼杰博士得到结论：第一，要素产品关税的降低导致出口企业贸易深度提高；第二，利用更多的进口中间产品作为要素投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并出口更多产品；第三，如果进行加工贸易，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因此企业会自我选择参与以出口最终产品为导向的加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