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之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州楼二层举行。本期简报将报告Rhodium集团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Dan Ros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Luke Hurst博士，中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Hua Xiuping博士和北京大学Yu Miaojie副教授的会议发言内容。

Dan Rosen: 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欧洲与美国的案例
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它带来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可是最近几年，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Dan Rosen将说明中国在欧洲与美国的投资模式特点，考察两个地区吸引中国投资的政策及其风险。
首先，Dan Rosen认为中国未来将产生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会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吸收大量外资，特别是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2011年国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1.8万亿美元。但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增长模式，这会改变它在全球投资中的位置，其中一个的改变就是国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改变。2005年左右是一个转折点，受投资刺激的中国国内需求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在全球寻找投资项目。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低于30亿美元，到2006年就达到200亿美元，2008年则超过50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20万亿美元，如果当前对外投资额占GDP的5%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会产生1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ODI）。
中国前几年的投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随着中国的结构性转变，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瞄准价值链的高端部分。2008年后中国对外投资模式的转变已经初见端倪，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就是证据。
然后，Dan Rosen介绍了中国在欧洲与美国的直接投资模式。在过去十年，中国在欧洲与美国的投资大幅上升，但主要购买政府债券和低风险证券。由于中国想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积累了大量外汇，又不得不重新投资；政府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购买大量政府债券（主要是美国）。因为资本管制和中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较低，中国在欧美的直接投资只占中国总投资的很小比例，同时只占欧美国家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很小比例。Dan发现2008年后中国在欧美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如在美国的投资2008年以前低于10亿美元，2010年就达到58亿。中国在欧洲与美国投资的产业不一样，主要是由于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集聚和政策环境等不同。
接着，Dan Rosen分析了欧美应对中国激增的直接投资的政策反应。欧洲与美国一方面是欢迎中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可以增加资本、创造就业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体制与地位，又担心国家安全、商业竞争和公众认可度等。
最后，Dan Rosen总结道：中国过去在欧美的直接投资额不大，但从2008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投资额开始激增，这给欧美国家带来了利益，同时引发了担心。到2020年中国企业可能要在全球投资一到两万亿美元，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欧美国家应与中国一道解决好相关问题，促进中国在欧美的直接投资。

Luke Hurst: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
澳大利亚和中国有互补关系，随着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加强了这种关系。中国结构转变使得进口资源与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强劲，中澳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早期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引发了公共讨论，有人担心中国正在控制澳大利亚的资源，会给经济等带来危险；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不了解和关键产业的中国投资情况数据的缺乏加剧了这种认识。
首先，Luke Hurst简要介绍了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在2010-2011财政年度，被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批准的中国投资申请项目价值达150亿澳元，仅次于美国（276亿澳元）和英国（154亿澳元），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依然仅占其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中国投资主要集中矿产开采及资源加工行业。悉尼大学数据库记录了2006年至2012年完成的116次交易，中国直接投资额为451亿美元，其中矿产开采占71%，石油和天然气占11.8%。国外直接投资数据的解读要非常慎重，各个机构报告的数据并不一样，中国2010年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IMF的数据为48亿澳元，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为20亿澳元，Heritage Foundation的数据为33亿澳元。除了数据的不一致，许多中国企业通过香港和新加坡对外投资。
然后，Luke Hurst介绍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公众反应。澳大利亚一直依赖国外资本帮助开发自然资源，早期是英国、欧洲和北美投资者占主导地位，19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重要的投资者。虽然国外直接投资做出了重要贡献，澳大利亚的公众对国外投资依然谨慎。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与战后对美国、日本等态度是一致的。中国在澳的投资由国有企业主导，澳大利亚担心投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地缘战略。2008年年度Lowy调查显示，78%的参与者反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Luke博士认为高质量的数据对公众讨论及公众对国外投资的信心很重要。
Luke Hurst博士接着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制度背景，以及中国投资者的应对措施。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同质的，分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现在越来越由市场规律驱动。不少学者对“国企投资是为了政治目的”的观点提出质疑。在澳投资的中国企业试图寻找本地合法性，采取措施缓解公众的焦虑，建立社会声誉。
最后，Luke Hurst博士总结道：中国与澳大利亚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澳的直接投资对澳的经济有利，但是投资同样牵涉到关于竞争、国家安全等公共政策问题。因为缺乏较好的投资数据与股权信息，对中国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的焦虑被放大。对中国不同国企和改革动态的深入认识对两国未来投资的繁荣至关重要。

Hua Xiuping：投资者保护的价值——来自中国跨国并购的证据
中国海外并购的越来越多，2011年就有350多起并购。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中小投资者由于专业知识欠缺、风险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因此国家和企业都会有一些保护投资者的措施。并购数据的增加让研究这些投资者保护措施的价值成为可能。Hua Xiuping博士研究了国家和企业层面的保护特征的价值。
首先，Hua Xiuping博士介绍了研究动机及所使用的数据。她的研究焦点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的价值，将考察跨国并购公告中涉及到的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者保护特征是否产生价值。投资者保护涵义很广，国家层面的包括法律系统、法治（rule of law）、腐败指数和债券人权益等。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包括所有者结构和审计质量等。Hua用到的数据是1997年到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1705次跨国并购。这些并购按照证券交易所分类，上海证券交易占841次，深圳证券交易所占567次，香港证券交易所占152次。如果按行业分类，制造业占862次，金融保险、房地产和IT行业分别占110次左右。按照并购交易涉及的国家分，主要是中国的香港地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然后，Hua Xiuping博士介绍了计量模型及相关回归结果。
最后，Hua Xiuping博士总结道：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与并购效益的关系不确定，呈负向关系的有法治（rule of law）、腐败指数和债权人权益，呈正向关系的有一股一票指数（one share one vote index）。企业层面，两者的关系相对确定，如所有权机构、审计质量和资产负债比等有显著影响。

Yu Miaojie: 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首先，Yu Miaojie教授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和企业生产率的情况。虽然在2009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只占全球对外投资存量的1.7%，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1%，中国依然排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五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新世纪，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在快速上升。根据Brandt等人的研究，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每年增长2.7%。那么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是否存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然后，Yu Miaojie教授介绍了研究使用的数据。Yu用到的第一个数据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统计的企业层面生产数据，数据包括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数据集提供企业利润、销量、资本等100多个企业的指标。Yu用到2006年到2008年中国浙江省的企业层面的数据，数据包括产权、行业、投资目的地和FDI类型等。然后，Yu Miaojie教授简要介绍了数据处理方法和计量模型。
最后，Yu Miaojie教授介绍了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控制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后，发现生产率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生产率的企业不仅有更大概率进行对外投资，而且有集约边际的影响，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投资量越大。第二，在这些样本中，对外投资目标国的收入水平对企业是否对外投资决定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也没有显著影响。

(谢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