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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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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晓方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资深访问学者
2012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几乎毫无掩饰的对中国在非洲发展的作用提出批评，号召非洲国家防范那些“进入非洲贿赂官员，掠夺资源而去”的国家。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立即通过《卫报》进行反驳：“克林顿关于中国出于自身利益榨取非洲财富的言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从中国、六个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以及利比里亚和卢旺达) 和公司采访中得到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克林顿还是新华社都不尽正确。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远非单一僵化，而是越来越有活力。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营投资者的行为必然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即：利润。 但是，如果妥善利用，这种投资可以为东道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
中国商务部数据表明，至2005年底，只有52家中国民营对非投资项目在商务部注册。到2011年底，这个数字已增长到923个，在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运行的1586个总投资项目中占到了颇有分量的55%。
丛投资领域来看，民营项目和国有企业项目显示巨大差别。民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36%）和服务业（占22%）。国有投资项目则集中在建筑业（占35%）和资源开采上（占25%）。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只有6%集中于制造业。而在采矿业方面，民营企业的投资正逐渐上升，已达其总投资的16%。
中国商务部数据还表明，在全国对非投资中，浙江省最为领先，之后是山东省和江苏省。这些都是中国沿海发达省份。显然，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国际订单萎缩，加上当地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丛来自非洲东道国的数据中发现，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实际投资项目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商务部统计。六个国家的数据均大于商务部数据3-4倍。非洲东道国数据还表明，中国投资项目绝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44%）和服务业（占40%）。此外，中国项目大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平均规模不到400万美元。同其它外来投资相比，中国项目的产业分布和规模大小非常不同于来自欧美的项目，倒是同来自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如印度、南非）有著多相似之处。
参与调查的六个非洲东道国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投资对它们的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尤其在创造就业机会上的贡献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中国投资对当地工业化的影响，东道国政府持有不同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资金和技术的输入对当地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会对国内企业的发展构成消极影响。此外，他们还认为，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化障碍，或许是由于浓烈的家族企业传统，中国企业同当地商业缺乏足够的互动。东道主国家一致对中国企业内部的技术转移表示失望，有一些国家还对中国企业过低的劳工与环境标准表示忧虑。
调研中笔者对有关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以帮助了解它们在非洲投资的动机。研究发现，大多数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从属于夕阳工业。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这些企业曾经辉煌过，然而随着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它们的发展面临困境。虽然到遥远的非洲创业既艰难又存在很大风险，但对那些寻求持续发展的企业而言，转移势在必行。
这一发现对中国和东道国政府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它说明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涌现，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的一种积极反应。或者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亦为自己带来新的挑战。今后十年里，中国企业要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在工业价值链的阶梯上努力攀登，不能原地踏步。成功的关键将在于产业结构重组和技术创新。对某些产业而言，向低收入国家转移能帮助一些企业起死回生，保持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活力。
对非洲而言，中国民营投资的到来是一个好消息。对那些想要从资源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来说，正迎来一个重要机遇。工业化进程包含很多步骤，中国企业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型制造业给这个进程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第一步。这类产业不仅容易被低收入国家吸收和适应，而且能帮助他们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自身的潜在比较优势。
不断发展的全球工业转移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中国经济腾飞初始曾从中受益匪浅。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掀起第一轮对中国投资浪潮的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而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亚洲其它新兴经济体的众多中小企业。正是这些“次级”投资者给中国带来了最初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体中发掘自身比较优势。
这种发展模式国际上被称为“雁型”发展。最早由二战后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倡议日本利用西方国家工业转移的趋势追赶西方国家，同时日本又可以同样的模式带动其他亚洲国家工业起飞，就好似大雁以梯队飞行一般。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路•维尔斯提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理论，进而强调南-南投资的重要性。近年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短距离差别，后者从前者那里吸取经济合作的利益比从高度发达国家那里寻求合作更可行。据此理论，林预测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工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必定从这些国家向外转移，这将为全球包括非洲在内的欠发达地区提供重要机遇。
可见，非洲面临和中国20年前相似的机会。然而，没有耕耘就不会实现潜在的利益。尽管中国企业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浓，对非投资目前仅占中国整体对外投资的极小的2.2%。大多数中国企业对非洲仍抱有诸如“遥远偏僻”，“贫穷落后”，“投资环境恶劣”等看法。
要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非洲政府需要以强有力的手段消除投资者的担忧，例如在基础设施、政策稳定和管理效率等方面加以改进。还应该努力提高管理透明度，确保政策被合规实施而非任意滥用。尤其是，口碑对中国投资者特别重要。一个投资者如对投资满意，就可能引来5-10个新的投资者。因此，东道国想要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 ，就应该先为那些已经在本国投资的企业做好服务。
最后，提升技术转让和加强同当地企业的商业联系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恰恰是东道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合作的方面。毕竟，只有更好地融入到所在国经济中去企业才会长远成功, 并且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