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的发展经济学Workshop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小教室召开，本期Workshop由来自淡江大学的艾德荣教授做了题为“重新定义工业革命：中国宋代与英国”的报告，下面是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关键的转折点，这个人类社会从此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到底什么引发了工业革命？虽然有了大量研究，但是社会科学家们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艾德荣教授提出应该重新定义工业革命，并通过比较宋代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社会特点来研究工业革命。

艾德荣教授首先提出，根据Kuznets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中国的宋代也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范畴。Kuznets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工业化以及城市化，通常还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剑桥中国史的编辑Denis Twitchett说，唐宋时期中国发生了深刻且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个观点也已成为严肃的历史学者的广泛共识。在科技方面，根据Joel Mokyr、Joseph Needham和Nathan Sivin等人的研究，宋代的科学与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宋代在经济上也有巨大进步，经济史学者Mark Elvin说中国在这段时间在农业、水运、货币信贷以及市场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而Madison的估计更是表明，在整个宋朝时期中国都是比欧洲富裕的。艾德荣教授还以Robert Hartwell关于宋代铁生产的研究为例，为了给出一个经济增长具体直观的说明，，公元998年人均铁产量为1.2英镑而到1078年已经达到了3.1英镑，增加了近三倍，并且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战争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相反11世纪中国的人口还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口从1000年的5500万增长到了1亿多，此外铁产量的增加也并不是因为战争的需要，一方面那段时期的武器储备已经足够，另一方面北宋时期总体来说是和平时期。当然，想要以更加确凿的数据说明宋代确实有现代的经济增长，还需要更多的其他证据，但是以现有的证据来看，大致可以说中国的宋代也有现代经济增长，在本次报告中就先假定此结论成立。

艾德荣教授还对Kuznets的经济研究做了详细的分析。Kuznets在研究中使用了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定量的方法，一种是定性的方法。在定量的框架下，Kuznets（1966）通过对16个国家1750-1950年间的价格产量等数据的分析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而定性的框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一个个的“时代(epoch)”，划分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着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比如Kuznets把1750-1950年划分成科学时代的标准就是，在这个时代科学开始广泛应用于解决经济生产的实际问题，以往的时代尽管也有但并应用不广泛。但是，Kuznets做出的这种划分并不是非常恰当，一个事实是，英国的1750-1850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经验性的发明来驱动，这段时间像纺织业、化工业以及铁煤等的生产既没有用到蒸汽机也没有电，正如著名经济史学者Joel Mokyr所说，“（那个时代）产生了没有化学科学的化工业，没有冶金学的钢铁行业，没有热力学的动力机械”，人们只知道一些技术有效并不真正懂得它们的真正原理，直到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被系统性、有意识地用于解决经济生产中的问题，需要额外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使用的是Kuznets的定义，并不是有关正确与否，而是在符合逻辑以及其他一些规则的基础上对物理世界提供了可观察以及可被验证的理论。当然Kuznets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承认1750-1850年与以后时期的这种差别，但是他认为英国从1750年已经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再加上其思想和文化的大背景注定以后科学会产生大规模、系统性的应用，正因如此他认为1750-1850是一个转变期，也把其划入了科学时代。

如果把宋代的中国与Kuznets分析下的英国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对工业革命有新的理解，具体来说，艾德荣教授认为应该区分两种工业革命，一种是基于科学的工业革命，另一种是不基于科学的工业革命。正如前面所说，宋代的发展是符合Kuznets的现代经济增长定义的，通过对比宋代的例子去看1750-1850年的英国，这段时期并不是如Kuznets所言是一个转变期，而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工业革命，与宋代一样，尽管此时有科技的进步与创新，但这种工业革命并未广泛应用科学。此外，从经济增长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英国在1750-1950年这段时间前后的差别。根据Kuznets的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在１个世纪内经济增长平均为5倍，范围一般都在3.7到7.9倍。而英国在1750-1850的经济增长倍数根据Kuznets的计算是2.4倍，而艾教授使用了Madison的数据重新计算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得到的结果是1.8倍，也有其他一些研究者进行了类似计算，无论如何都明显低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因此，Kuznets那样把1750-1950年看成一个整体是不太恰当的，而应看成两个阶段，1750-1850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并没有广泛使用科学，是不基于科学的工业革命，1850-1950年是第二个阶段，开始广泛应用科学，是基于科学的工业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科学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并没有关系，科学的作用在于让经济体加速，而不是让其起飞。当然，至于宋以后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本次讲座讨论的重点。

艾教授认为，自发开始的工业革命与通过传播开始的工业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国家在不和经历过现代经济增长国家接触的情况下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才可以称为自发开始的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属于这个范畴而德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都不属于。以国家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很像是一种传染病，先是在英国发生，然后依靠国家与国家的接触迅速传播到法国到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但是第一个工业革命是如何产生的？研究的困难是，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这样的案例，那就是英国。但是艾教授认为，不对，宋代的中国也是自发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例子，可以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比较地看一下有什么共同点，这样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产生的原因。艾教授发现在英国在1750-1850前以及中国在宋代前都有一个“蜕变”阶段，在此阶段尽管并没有多少人均产值的提高，但是这个阶段就像蛹化成蝶前的阶段，尽管并没有形态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却是至关重要的酝酿阶段。艾教授总结这个蜕变阶段的共同特征发现，这个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在乡村等地方开始有商业性质的城市化，这种城市与战国以及古罗马的城市的特点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更具有商业特点；二是交通系统逐渐变得逐渐发达起来，这里的交通主要是指国内的交通系统而不是像航海这种国际的交通，例如１８世纪的英国开始出现收费公路，是当时最好的交通运输系统，这并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三是开始出现了地区专业化，商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提高，以荔枝为例，在宋代福建的质量最好，并销往全国，另外，当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茶叶都是一个主要饮品，但茶叶的种植则主要集中在四川和南方；四是支撑市场的组织开始发展。当然这四个阶段并不是严格按照先后顺序出现的，尤其是第四个阶段，更是贯穿始终整个蜕变阶段。艾教授同时指出，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应该把这四个阶段也包括进来。

艾教授在最后还回答了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听众提出路并不是新的技术，早在战国、秦朝以及西方的罗马就已经有了很高质量的路，艾教授解释说那时候的路是出于政治以及军事目的修建的，用于连接首都与一些主要地区。也有听众提出，有资料表明汉武帝之后，覆盖乡村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而且小市场间的道路也逐渐完善了起来，艾教授说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资料是定性的，并且资料间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汉朝的很多资料是互相矛盾的，可以找到汉朝经济发展的资料，也同样可以找到汉朝经济不发展的资料，但是关于宋朝的各个资料间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李相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