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维方：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简报2014年第051期（总第1146期）

 

 背景介绍： 2014年5月18日，双学位学生社团CCER CLUB组织的“朗润对话”系列讲座第四场在北京大学二教203教室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闵维方教授。闵维方教授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北京大学改革的见证者和领导者。

观点摘要：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滞后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毕业生面临大量的专业不对口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率先提出“拓宽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思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打破近亲繁殖和铁饭碗，在财务方面主动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精简了部分党政机构。北大通过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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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是中国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世界上著名的大学有很多，但是像北大这样能够影响一个大国十几亿人口历史命运的大学没有第二所。北大在过去三十多年进行了多项改革，在国内外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回顾和总结过去的改革历程，对于我们今后深化改革、推进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下面首先介绍北大改革的背景，然后从五个方面回顾北大的改革：教学改革、人事改革、财务改革、体制改革、改革目标。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北大改革的大背景

北大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同我们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都受到我们国家特定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招生、教学到就业的整个过程，高校并没有自主权力。招生方面，国家计委首先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随后各相关部委据此制定人才需求计划，再之后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招生计划。高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高校毕业生由国家人事部门分配。

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存在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现象。根据1995年的统计数据，在一千多所高校里，教育部只分管其中35所，其他61个部委分管320多所高校，各省、市、自治区也有自己分管的高校。这种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导致专业设置过细过窄，根据1980年代中期的统计，有1400多个细分专业。

总体来看，高等教育是计划经济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培养高层次人才，效率非常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在某省调研，该省3300万人口中只有10万人左右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10万人中还有接近一半从事着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职业。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教育体制改革长期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力资源不再是通过政府计划分配的，改革滞后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毕业生面临大量的专业不对口现象，造成了宝贵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北大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

北大率先提出了“拓宽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基本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即使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正确的。它着眼于解决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培养的弊端，对学生有利，大家的共识度也比较高，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

随着经济转型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传播手段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加快。基于这样的认识，北大希望将大学期间的教育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一部分，在教学观念、内容、方法、目标上不断地改革，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大学教育转向更加综合化和通识化，增强学生对飞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因此我们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加强概括性强、适应面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促进学科交叉。

其次，大学教育从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向以培养学生整体素质为主。传授知识为主意味着学生需要死记硬背很多东西。培养学生整体素质为主则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维能力，注重科学方法论的训练。

再次，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每个同学的潜力是不同的，每个同学的认知结构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在选科、选课、转专业、转系等方面给学生更大的自主权，通过教学改革使每个学生的创新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就需要教学计划更有针对性。

最后，大学教育应该改变封闭教学的观念，面向社会需求，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

 

人事改革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

高水平的教育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如果教师队伍、学术队伍是二流的，那么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北大坚定地打破了近亲繁殖的格局。1995年的调研发现，北大教师有90%左右都是本校毕业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国高校普遍存在，导致了学术思想的窒息。一方面，所有的老师都是在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不具备互补性；另一方面，中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会碍于老师的面子而难以表达。北大当时提出目标，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招聘1000名优秀的年轻博士，其中有1/3是在国外一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3是国内优秀大学或者科学院毕业的博士，1/3是北大的优秀博士。这一目标在2000年代初期基本实现。

除了解决近亲繁殖问题，北大还打破了铁饭碗。当时进入北大就等于获得了终身教职，有些老师教学和科研都比较差，学校也拿他没办法。2003年北大启动了聘任制改革，不管什么人进入北大，获得的都是有限的聘任期。讲师聘期三年，三年以后评估，评估合格再聘三年，在第六年之前或者结束的时候有资格申请副教授，只能申请两次。如果两次都没有晋升成为副教授，那么就没有机会再申请。副教授的晋升与讲师类似，提升至正教授才成为终身教职。这个改革和教学改革不一样，在学校一下子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上也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的关注。有人形容“不亚于七级的北大地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永远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改革过程中也有妥协，比如允许有些院系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但是2003年的这次改革明确了，北大自己毕业的博士不能直接留校。如果特别优秀，也需要先到国内外一流大学做两年博士后再回来应聘，避免近亲繁殖。

 

财务改革为学校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财务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规范财务行为，严格财务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办学实力，提高办学效益。

1999年北大就开始策划财务改革，当时学校财务状况非常混乱，院系自设小金库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要求各个院系把小金库上交，明确规定各个院系办班的创收收入要由学校统一管理并提成一部分由学校统筹使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实现五个转变。（1）学校经费要从过去被动的“等、靠、要”向主动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转变。（2）学校财务工作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3）经费投入向追求效益转变，每增加一笔经费都要想这个经费投在哪个方向效益最大化，每一笔经费使用都要经过仔细论证。（4）学校国有资产从无偿占有向有偿使用转变。（5）对于人员经费分配要建立激励机制，具体做法是保持存量不动，通过增量拉开距离。

财务改革为学校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现在校园里的新楼几乎没有一座是靠拨款建的。图书馆、百年讲堂等标志性建筑都是依靠捐款建设的，这是和我们的财务改革分不开。

 

体制改革最困难

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精简党政机构，提高学校运行效率。1999年学校党政机构有42个，后来压缩成21个。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有一些反复。举例来说，北大把社会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合并成科学研究部，目的是强调文理交叉。很多学校效仿北大，但是教育部的社会科学司管文科、科技司管理科，他们批评北大带了一个坏头。由于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经费安排由教育部管理，北大合并后的科学研究部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后来又重新拆分为社会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类似的，还有房地产管理部和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部，也是先合并后分拆。总体来说，北大的体制改革有的地方很成功，有的地方需要适当的妥协和循序渐进，有的地方需要更深入的考虑。

去行政化问题广受关注，但是公立学校去行政化不简单是学校层面的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行政级别在学校里的意义并不大，在学校里做领导就是做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责任就是想尽办法使同学们学得更好、老师们成果更多。当然，行政级别对于离开北大的教职员工还是很重要的。北大最近有很多年轻干部，他们有雄心壮志，愿意为国家发展做一些大事业，就走出学校到地方任职。这个时候地方就需要了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以便按照对应的级别安排。

 

改革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进行的。一流大学的内涵包括一流的学术队伍，使北大真正成为大师之学；一流的人才培养，造就未来的领军人物；一流的科学研究，形成知识创新源泉；一流的校园氛围，学术自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一流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002年，北大有4个学科的成果数量进入全球前1%；2011年，北大有16个学科进入前1%。根据前几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北大自然科学排名19位，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排名19位，工程与信息科学排名31位，艺术与人文学科排名16位，社会科学排名21位。

这些是对北大的鼓励，但我认为北大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长的距离。北大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改革任务仍然很繁重，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种鹏整理，唐杰修订，主讲人已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