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61期（总第1156期）

 

 

背景介绍：2014年6月26日至28日，第16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我们将分六期简报报告本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哈佛大学Pol Antras教授、哥伦比大学魏尚进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副教授的演讲内容。有关整个会议所有发言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nsd.pku.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1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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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 Antràs：合约风险与生产全球化

全球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以下三个重要的发展。（A）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计算机的运算和存储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光纤网络使得信息传输的成本大大降低。（B）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与交通成本持续降低。一方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性组织不断成立，各国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另一方面，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47年的13%下降到了2007年的4%左右，为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C）政治上的发展扩大了全球化的范围。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柏林墙的倒塌造就了德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而苏东剧变以及冷战格局的打破也使得意识形态对国际贸易的阻碍进一步被削弱。

上述发展带来了全球价值链的涌现。生产的国界逐渐被打破，不同的生产环节被安排在不同国家进行，产地标签也逐渐成为了过时的标志。对于这个现象，有很多描述，有人称其为“价值链的分割”，“生产过程的分散”，也有人称之为“去本地化”、“垂直专业化”、“外包”等。有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以一件普通的商品——iPad 3为例，它的设计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而组装却是在中国或巴西。如果我们把它拆分开来，我们会发现它的显示屏来自韩国或台湾，SIM卡来自德国或新加坡，感应器来自意大利或法国。这种分工也不仅仅局限于南北国家之间，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分工也可以达到非常细致的程度。

全球化生产使得贸易双方需要签订大量合约，而彼此又适用不同的法律系统。如果合约是完备的，那上述问题并不重要；但是真实世界里的商业合约都是不完备的，就会面临很多合约方面的难题。比如当两国的法律出现矛盾时，究竟依据哪国的法律对国际贸易合约进行裁定？地方法院可能不愿意执行两国居民签订的合约，特别是在对本国居民不利的情况下。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违约方可能在法院所在国没有任何资产。

减少国际贸易合约风险的尝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联合国关于国际商品销售合约的协定》，其次是利用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裁定，最后则是诉诸隐性合约来谋求继续合作。

对于公司来说，面对国际贸易合约风险，需要做出两个关键决定：一是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的地点选择；二是对于不同生产环节的控制程度，比如哪些生产环节由本公司自行完成，而哪些环节外包给其他公司。在合约执行较差的国家，公司会倾向于自行生产，以便获得更多控制权，但也可能会转向独立的供应商。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生产内部化是把双刃剑：既使公司规避了国际合约，也降低了公司生产效率。

不完备的合约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全球选址。如果一个国家的供应商不可靠，倾向于不尊重合约规定，地方法庭不太可能有效执行合约，那么这个国家即使工资水平较低或拥有高新技术，也不会成为合作对象。

 

魏尚进：出口开拓活动不一定存在市场失灵

出口开拓活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市场严重失灵的领域。当一个公司要将产品出口到一个新市场时，它需要了解当地的需求以及规章制度等，扮演先驱者、开拓者的角色，这都需要付出不少成本，但当它完成了这些发现工作之后，其它企业又可以对它的成功很快进行模仿。这种正的发现成本以及知识溢出效应都会导致出口开拓活动的市场失灵。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一些学者呼吁政府对出口开拓活动进行干预。出口开拓活动的不足会导致低出口和经济欠发达。

但是，出口开拓活动的市场失灵并非是大概率事件，正的发现成本以及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要产生市场失灵，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发现成本必须要小于市场上所有潜在出口商的预期利润总和；其次，发现成本必须比任意一家出口企业的预期利润都要高。如果条件一不成立，则开拓新市场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条件二不成立，则会有部分公司在存在知识溢出的情况下仍会选择开拓新市场，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不同收获市场发现带来的所有价值。所以，测量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概率也就可以估计出在出口开拓活动中产生市场失灵的概率。目前没有研究进行这方面的估计。

我们的模型和其他模型一样都假定，先驱者付出发现成本，追随者获得知识溢出，但我们的模型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允许先驱者拥有先发优势。这是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假定，会使得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更低。

市场失灵的概率取决于潜在进入者的数量。如果潜在进入者的数量为1，就不存在市场失灵，整个社会和该公司的最优化问题是重合的；如果潜在进入者的数量为无穷大（但不同公司的效率不同），那么总会有一些公司具有足够高的生产率优势，无论如何都会出口。因此，市场失灵的概率有可能是随着潜在进入者的数量而呈现倒V型的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既有出口商缺失的市场失灵，也有出口商太多的市场失灵。

我们利用中国21种电子产品的出口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发现成本确实为正，从开拓者到追随者的溢出效应也确实存在，但是市场失灵的概率一般而言不是很高，即便在对数据和模型进行多种拓展后，结论依然成立。由此可见，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是由正的发现成本以及溢出效应导致的，尤其是当存在先发优势和顾客忠诚度时，发生此类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会更低。

 

余淼杰：国内外关税下降对本国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是一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平均关税经历了急剧的下降。当本国或与外国关税下降时，本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要解释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首先要理解拥有多个产品的企业的运作机制。多产品企业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应与单产品企业很不相同，它们会通过调整自己的产品种类，即在公司内部调整资源配置，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竞争格局。目前，41%左右的美国制造企业同时生产一种以上的产品，这些企业贡献了91%的美国制造业产出以及95%的出口产品；79%左右的中国制造企业生产一种以上的产品，并在出口总产品中贡献了91.4%。

我们发现，当本国的关税削减时，出口制造商会减少出口商品的种类，但当外国关税削减时，出口制造商的反应却并不一致：管理效率较低的企业会选择减少出口商品的种类，而管理效率较高的企业则会选择增加出口产品种类，但是平均而言，外国关税削减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削减幅度越大，出口商品种类越少。

上述结论背后的逻辑如下。当本国关税下降时，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导致国内企业从本国市场上能够获取的利润下降，并使其边际产品无法继续获利，从而导致其总体的产品种类下降，出口产品种类也随之减少。而当外国关税下降时，有两种反向的作用力作用于出口产品的种类上。首先是正向的冲击：贸易成本降低，导致国内出口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也同比例降低。其次是负向的冲击：随着外国关税下降，国内出口的产品价格会随成本一同下降，并使国外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对于高管理效率的企业而言，正向的冲击会大于负向冲击，所以他们会选择增加出口产品种类，而对低效率的企业则不然，负向的冲击占主导地位，并迫使他们减少出口产品种类。

我们的研究和已有文献相比在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首先，我们引入了管理效率，它不同于生产效率；其次，我们的研究能够解释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而绝大多数文献都是研究双边的贸易自由化；最后，我们的研究允许内生性的加成（markup），而已有文献只允许固定加成。

 

（应晓妮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