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13期（总第1108期）

 

 

背景简介：2014年3月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讲座“中国的增长：一个经济强权的形成”在万众楼举行，牛津大学中国增长研究中心主任Linda Yueh博士发表演讲。

观点摘要：从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6%。其中，要素积累可以解释60-7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解释30-40%。其中，要素积累又可分为资本积累（解释50%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积累（10-2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人力资本增长（11-15%）、要素重新配置（8-15%）以及创新（6-13%）。未来中国不能完全依赖于之前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需要进行“再平衡”。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多大内需、提高消费、发展私有经济、增强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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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人口最多、出口最多的国家。在今后的十年，中国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富有国家的案例非常少。退一步说，即便中等收入陷阱不成立，如何实现收入水平的跨越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了判断未来，需要分析过去。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6%，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持续以10%的增长率增长7年，就能实现经济总量的翻番；即便以7%的增长率，要实现经济总量的翻番，也只需要10年。

除了年均增长率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增长率分解，逐一分析增长的源泉。学界认为，在9.6%的年均GDP增长率中，资本与劳动为代表的要素积累可以解释60-70%，而剩下的30-4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

要素积累增长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资本增长（贡献达50%）与劳动力增长（贡献达10-20%）。资本积累是最简单的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是常用的凯恩斯式的刺激经济手段之一。通过增加机器、厂房等方式进行的资本积累能解释一半的经济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除了资本积累之外，劳动力增长可以解释10-20%的经济增长。这个比例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并不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本身处于很高的水平。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70%，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差无几，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不到50%的女性参加劳动。

除了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30-40%。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作“索罗残值”，代表是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很难分析的黑盒子。造成它难以分析得一个原因是短期因素的影响。譬如，当一个国家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短期刺激经济时，其影响会被计入索罗残值，但其实这只能归因于经济周期。当然，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当中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还是能够很好地体现科技的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又可以分解为人力资本积累、重新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以及创新这三个部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11-15%。

在中国，重新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指的是一系列改革措施带来的资源分配效率方面的改善，比如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改革等。它们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15%。有研究显示，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影响自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以来有所减弱，这也是质疑中国增长潜力的最主要依据。当然，重新分配仍然可以继续进行，譬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但它们不会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增长的最大源泉。

最后一个部分是创新带来的影响。这是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是最难以研究的黑盒子。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专利权保护以及研发投资，因此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非常高，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模仿。减去模仿的贡献后，创新的净贡献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6-13%。其中根据古典经济理论，模仿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够实现资本从高资本存量国家向低资本存量转移的一种方式。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各国人均收入的最终收敛是不存在的。除了模仿之外，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中国的FDI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再加上被本地企业进行模仿带来的溢出效应，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只是程度很高，同时还可能被低估了。FDI的正向溢出效应以及对现有技术的模仿使得1978年贫困的中国实现“赶超”式的经济跃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不能完全依赖于之前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需要进行“再平衡”。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对于本地市场的依赖，而非依靠出口拉动；如何提高消费，并且减少低效率的储蓄；如何发展私有经济，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带来的扭曲；如何在技术模仿空间缩减的当下，增强创新能力；如何继续开放，使企业能够真正走向全球并获得国际知名度。

可以预计的是，中国下一个阶段改革方向的努力应该是：2020年前实现经济的结构调整；2030年前使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向生产率提高与创新倾斜；2040年前建立稳定和强健的体制，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资本化、银行、金融改革等方面都能够在完善的法律体制框架下有效运行。

 

（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