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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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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Petri教授介绍了当前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情况，评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包括中国的参与对中国自身以及其它成员国的影响。Peter Petri教授认为，由于TPP迄今已走过较长一段路，中国现在要想加入TPP已非易事。如果不加入TPP，一种潜在的替代选项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单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中美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带给中国的好处相比RCEP能多50%，对美国的好处相比TPP也能大约多50%。
国际贸易有两个黄金时期，分别是1870-1913年和1950年至今。在第一个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0%上升到20%多；在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GDP的比重从不到15%上升到25%以上。既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运行良好，但是世界贸易规则正在被重塑，过去的观点正在经历重大变化。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亚太地区正在涌现两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下简称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下简称RCEP）。其中RCEP占世界贸易份额的26%，TPP占世界贸易份额的38%。但是任何一个协定都没有同时包含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TPP迄今已进行了十九轮会谈，每一轮都会有500-600人参与。他们分成较小的组，分别讨论各个条款。讨论的成果汇总起来有几十个章节几百页的文本。文本中的很多语句都用括号括起，表明不同的国家对此有不同的提议，这些无法由会谈者们解决的分歧最终需要由各国首脑来敲定。美国工业界对自由贸易协定投入很多，但对美国而言，达成贸易协定首先需美国国会的批准授权，政治协调使得贸易协定的签署并不能很顺畅。
TPP起初并不为中国所接受，直到今年年中情况才发生变化，中国开始考虑加入TPP的可能性。由于TPP迄今已走过较长一段路，中国现在要想加入TPP已非易事。如果不加入TPP，一种潜在的替代选项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单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可以通过一揽子协商或者次第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关税削减协定等实现。
可以建立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来评估自由贸易协定对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型共包含23个国家和18个产业部门，并假定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模型将贸易壁垒的减少（如削减关税）作为冲击，计算冲击作用下的新均衡状况，由此评价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
一般的CGE模型往往有以下三个不足：1、低估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类重要举措的影响；2、忽略诸如生产力提高和FDI增长这类重要效应；3、高估了新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效果，因为模型会假定所有贸易壁垒都会消除。
这里对CGE模型进行了改进。首先允许企业拥有生产效率上的异质性,即同一部门内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生产效率，从而贸易冲击对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其次是对贸易自由化冲击进行了更仔细的建模，只考虑增量效应，贸易壁垒只是部分地被消除等等。
因为每个贸易协定都会对各国间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生影响，在利用模型估计自由贸易贸协定带来的效应时，要将贸易壁垒的变化程度进行量化。这里将壁垒减少因子设定为三个变量的乘积，即贸易政策得分矩阵、贸易政策效应矩阵和最大的壁垒削减程度。当存在多个贸易协定时，使用壁垒削减程度最大的那个。
模型计算的结果显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对中国的影响很不相同。前者的总体效应为负，而后者为正。但对日本来说，这两个协定带来的效应都是正，各自约有1000亿美元的收益；对其他国家总计分别有约300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的经济收益产生于贸易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包括行业部门之间的转移和行业内更有效率的企业的转移，以及更加多样化的产品以及国际投资的上升。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单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总体经济收益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相当。中美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带给中国的好处相比RCEP能多50%，对美国的好处相比TPP也能大约多50%。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美国，美国则能出口更多的农产品和服务。当然，中美之间达成自贸协定，也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对待国有企业，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的贸易。
以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例，焦点不在于是否应该禁止，而是如何确保他们和其他性质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地位。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将对其他企业不利。如何确保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公平竞争是关键。澳大利亚的建议是，如果国有企业得到政府补贴，他们必须返还给政府。美国的建议是，如果发现国有企业受到了补助，则施以严厉的惩罚，惩罚可以通过关税或者停止贸易等方式实现。
（沈聪整理 唐杰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