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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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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和农民开始而不是从城市和工人开始？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战略，国家通过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来推动工业化。农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受苦最大、受制约最多的群体，因此是改革愿望最为强烈的群体。改革必然首先从农村和农民开始。
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首先在浙江发生？从历史的角度看，计划经济年代浙江是受制约最大的省份。当时国家划拨到浙江全省的投资总额比不上云南开远一个县城。从禀赋的角度看，浙江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但气候条件又特别适合人口繁衍，浙江必须突破小农经济，奉行农商皆本、工商兼营。从人文的角度看，浙江人具有创业精神，这与浙东学派一脉相承；浙江文化具有包容性，能够给每个人自由发挥的权利。
独领风骚：浙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卓著成就
这些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浙江已成为经济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二是社会发展加速转型，基本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三是从自发地统筹城乡发展到自觉地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生态建设亮点纷呈。
从1978年到2012年，浙江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6名上升至第4名，人均生产总值从全国平均水平的0.87倍上升到1.7倍。其中浙江温州的变化尤为突出。计划经济年代温州人生得起孩子却养不起，很多小孩被民政部门送到全国各地；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迅速致富，当年穷到不得不把孩子送出去的温州人现在都成了富翁。
在35年的改革历程中，浙江的城乡统筹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从自发地统筹城乡发展到自觉地统筹城乡发展。浙江一手抓工业化、市场化，一手抓农业现代化；一手抓东部的发展，一手抓山区的发展。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四大动力。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财富，谁不利用谁就落后。发展市场经济肯定会出现两极分化，但两极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因噎废食不搞市场化或无动于衷不承担扶贫责任。浙江的经验是在坚定推动市场化的同时把扶贫开发、帮助弱势群体作为特别重要的事情优先处理。
独辟蹊径：浙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历史轨迹
浙江的改革历程和全国一样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重大突破阶段，废除了人民公社，让农民从劳动者变成了创业者、商品经营者。第二阶段（1985-1991）城乡市场化改革的起步阶段。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全面突破、民营经济地位的确立、义乌市场和温州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带动了小城镇和县城的蓬勃发展。第三阶段（1992-2001）城乡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阶段。浙江全面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要素市场的培育为重点，以城乡藩篱的打破为突破口。第四阶段（2002至今）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阶段。浙江对全国农业税的取消以及粮食市场化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率先实施免费就读涉农专业的政策，率先实行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费上中专。
2000年左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向中央提交报告，申请试行免征农业税；在朱镕基总理到浙江调研粮食生产情况时，申请试行粮食市场化。这两项措施后来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粮食市场化之前，吉林农民生产的粮食卖不出去，农民被“憋死”；浙江的农民种粮赚不到钱，农民被“亏死”。粮食市场化让农民自己决定要种什么。粮食市场化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实现10连增，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践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中国。
在陪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进行农业生产调研时，发现“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空心村。走过一户又一户，户户都是老年户。两个人合起来年龄超过一百三，两个人合起来初中没毕业。没牙齿的搞不了现代农业，有牙齿的搞不懂现代农业。没钱的上不起农大，有钱的不上农大”。面对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当即决定由政府出资，实行免费就读涉农专业的政策，要培养有牙齿的农民，培养现代农业人才。
同样在陪同习近平同志进行农村扶贫调研时，发现九年义务教育对于脱贫是不够的。初中毕业以后，出去是小农民工，回来是老农民工；出去是小保姆，回来是老保姆。几十年以后又是拖着伤残的身体、苍老的面孔、绝望的心态回到山区，又成为了扶贫的对象。这就是“扶贫对象再生产”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唯有通过教育来“挖穷根”。只有免费教育到中专、大专以上，才有机会从小护士做到护士长、从小厨师做到厨师长、从小秘书做到秘书长。对此建议，习近平同志欣然采纳，浙江成为最早实施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费上中专政策的省份。
回顾浙江35年的改革历程，浙江有20个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能够有这么多的突破和创新，关键是历届省委省政府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真正做到尊重群众的创造、支持群众的创造，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独特经验：浙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
浙江探索出了一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具有浙江特点的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其内涵特征是“以民为大、以农为重、全民创业、市场民营、城乡统筹、共创共富”。
以民为大，就是要让人民大众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作为最大的发展主体和发展动力，把他们当作推动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发展的包袱。
以农为重，就是牢固确立执政为民重“三农”的理念；促进传统农业加速向高效生态现代农业转变；大力推进新农村新社区建设。
全民创业，就是让人民大众成为创业、创新、创富的主体，让农民分化成新型农业劳动者、新型产业工人、新型商人和新型企业家，打一场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企业家的才能是一种天赋，但这个天赋是隐性基因，需要在全民创业的环境下才能显现出来。政府应着力创造全民创业的环境，让蕴藏在芸芸众生中的创业人才脱颖而出。
市场民营，就是把经济市场化与企业民营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市场机制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应该淡化所有制划分，因为市场化要求民营化，民营化也要求市场化，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城乡统筹是实现中国梦的“梦之途”，只有城乡统筹才能让两亿多农民工圆梦。去美国调研时，曾问一位美国的农场主：做农民幸福吗？下辈子愿不愿意继续做农民？那位农场主回答说，做农民非常幸福，他要带着自己种的胡萝卜去见上帝；如果上帝给他机会，下辈子他还要继续做农民。而在中国，农民没有人愿意下辈子继续做农民。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做到城乡统筹。
共创共富，就是坚持富民为先、共同富裕的理念，建立起“先富带后富”机制。共创共富绝不是平均主义，但共创共富消灭了起点的不均等和机会的不均等，也就从根源上消除了仇富现象。
在党和政府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上，浙江总体上已经找到了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就是要坚持做到“五个务必”，即：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
独得之见：浙江改革路径与方法的深刻启示
浙江35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充分表明，一个农民占多数、农业经济占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让农民群众成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主动建设者和创业者；必须把改革的主攻点放到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实施统筹城乡的发展方略，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牢牢把握以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改革的必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市场经济，避免陷入权贵市场经济的陷阱。
具体来说，改革的演进路径一定是渐进式的，先农村后城市再城乡统筹。改革的群众路线要求先群众自发后政党自觉，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改革的动力既包括作为主体力量的弱势阶层，又包括作为关键力量的党政领导。改革的法律特征是先“违法”后“修法”，这是因为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法律法规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而改革正是对束缚经济发展的旧体制的突破。改革的领导轨迹是从“无为”到“有为”，从尊重支持群众创造到总结推广群众创造。改革的理论引领要求我们把改革实践转化为改革理论，并以新的改革理论去指导新的改革实践。
（种鹏整理、唐杰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