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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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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改革进程
郜若素教授首先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经济中心）和中国改革进程的紧密联系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而在后二十年里，改革愈发平稳，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郜若素教授认为，这与同时期经济中心积极地参与到对政策改革和制度发展的探讨中、为国家建言献策是分不开的。
在改革期间，经济中心的首要贡献是建立起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专业发展。经济中心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海归博士，将国际学术探讨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上，将经济学教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中心的第二大贡献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界与世界经济学界的桥梁，使合作研究得以广泛开展，让中国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学者的关注点和研究目标。此外，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先行者，经济中心为中国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蓬勃发展。
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与世界经济
谈及具体的改革方法，郜若素教授认为相较于其他同样经历急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看到了本土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因而没有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依靠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解和经验探索出自己发展方案，也因此避免了其他转型国家遭遇的经济、社会断裂问题。而最大的功臣就是本土经济学学科的建立和人才的培养，中国得以对改革政策展开经济学分析和应用，使得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即时叫停，用渐进平稳而非“大跃进”的方式获得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推动中国有效的转型。一是在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渐进改革。二是中国具备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优势，这使得中国既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来应用经济学分析并进行学术创新，又可以在面临国际经济环境大的变化时较为平稳地接受改变和过渡。
郜若素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多个领域上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末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而郜若素教授在此特别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国际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例如，中国在全球债市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绝对储蓄最多的国家，2012年的储蓄额为美国的2.5倍，占全球GDP的7.6%，主要用于国内投资。在经常账户方面，2012年经常账户盈余占中国GDP的2.3%，占世界GDP的0.33%。
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郜若素教授表示，为了探讨导致二十世纪末至新世纪初中国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变化的因素，考察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和结构的发展，我们就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政策沿革和发展历程，进而从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线索。
在改革开始的前二十年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发现在市场交易越来越重要的大环境下，很难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将需求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九十年代初期，投资和储蓄的GDP占比由30%波动上升至40%，经常账户盈余趋势常因国内需求急剧增长带来的赤字中断，同时伴随着高达两位数的周期性通胀，随后则是不时发生的货币贬值。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效果。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趋于稳定。这一时期，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货币政策开始被有效的使用，政府进一步放宽市场交易和国际整合。其中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能，形成自己的政策视角并在国际上发挥影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储备和观念的发展允许中国利用利率和其他宏观经济工具更灵活地调节经济，有效地终结了刺激需求-需求增长-通货膨胀-发展停滞-刺激需求的恶性循环。宏观经济的稳定使得1995年的双重汇率改革得以进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平稳发展。中国最后一次经常账户赤字出现在1993年，最后一次两位数通胀发生在1995年。
来之不易的稳定很快受到了挑战。1997年在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扩展至韩国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和其他西太平洋经济体的出口急剧下降，货币遭受投机冲击。东南亚国家乃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同时悲观预期促使投机资本外流。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政府用维持对美元的汇率固定不变来应对危机，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经济活动的增加和大量财政货币扩张支撑的就业暂时减少了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时期。
中国随后采取了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虽然中游水平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外部支付压力使这样的政策风险很大，但中国经济仍成功维持了的高速增长。持有不缩水的美元加上保证国内需求稳定增长，给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贸易奠定坚实基础，帮助中国尽快走出金融危机。而其他西太平洋经济体在2000年转向增长，正好支持了中国出口的强势复兴。通过国有企业支出和产出的增加，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也改变了中国增长的结构，打破了私人经济推动发展的经典模式，开启了对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高投资的新时代。资本密集型公共经济活动的强势增长和商业化改革增加了国民收入中的利润占比，更大份额的储蓄得以留存在企业内部。GDP中储蓄的份额在2006超过50%，2008达到53.4%的峰值。投资的比重也增加了，不过更为平缓，从2006的43%增加到2011的48.9%。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可用刘易斯模型刻画。迅速扩张的非农业现代经济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挖取劳动力，但城乡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很大增长。现代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导致利润在GDP中份额增加，增加的利润再重新投入到工业生产中。最终，储蓄和投资份额上升，而GDP中消费和工资的份额不断下降，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劳动力增长趋缓。低技术工人数量增长缓慢，而现代经济部门却蓬勃发展，这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从2004年开始，劳动力短缺伴随着工资上涨的现象在沿海工业城市出现并扩展，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中国并未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因而这是一个转折期而非转折点。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后，中国的结构调整向低通胀的方向加速。真实工资上涨放缓了利润、储蓄和投资在GDP中份额的增加，中国国内富余资本转向在美国资本市场投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快速外向的增长突然停止，在工业城市打工的两千万农民工被迫停工回家。中国政府继续用凯恩斯主义扩张来应对，再次快速回到增长的道路上，同时促进了西太平洋及全球经济的稳定。两次危机下的凯恩斯扩张主导思想是相同的，方法上却有差别，但最终都卓有成效维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促进西太平洋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
新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出现
郜若素教授表示，虽然凯恩斯主义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显著，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上的紧张。新世纪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扩大、消费增长被忽视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内和全球环境问题。黄益平教授指出的资本管制使中国的利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国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回收土地和国有企业凭借采矿权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资源租金是其中的突出问题。
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政府已经在缩小收入差距、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治理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但在宏观经济的大局上并不明显。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成为新阶段政府主导的扩张的主要任务，在十二五计划中被列为重中之重。2012年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已经展开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消费和服务支出的一系列措施。
政策方向的改变是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进入转折时期的结果和应对手段。GDP中工资和消费的比重开始上升，储蓄率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从2009年开始缓慢下降。投资比重因经济危机上升，但是之后维持稳定。经常账户盈余在2009年大幅下降至4.9%，2011年后保持在2%左右。经济生产的能源和金属密集度以及煤炭使用量在2011年后都迅速下降。
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郜若素教授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变化如此之大，已经可以被认为是在向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如果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和政策方向不改变，中国最近33年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将会降至7%至8%。郜若素教授预测在这一模式下，投资的GDP占比将稳步下降，储蓄份额也将显著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将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减少的相对规模。中国将给世界宏观经济带来发达国家希望看到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很可能损害它们自身的利益。
那么中国距离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多远，转型又将会以何种速度和可能性发生呢？郜若素教授认为2013年年均增长率迫近7%将是一个很好的检验。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进行大幅度的财政刺激，但规模只有2008年的一半，且没有大的货币政策变动。新的增长模式也会在2013年地方政府债和未监管的金融部门得到检验。
当然，新模式所需的结构转变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旧增长方式下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转变并不容易。但是，在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下，工资上升，不平等和收入分配差距将缩小，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势不可挡。郜若素教授个人预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在中国逐步推进，但会受到国内和国际冲击或大或小的干扰。
中国增长和全球贸易与环境
在讲座的最后，郜若素教授探讨了中国的增长对世界贸易和全球环境的影响。开始改革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一直快于产出增长，这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一大型贸易伙伴的出现有助于各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进一步专业化，贸易所得增加。但收益在各国的分配并不平衡，和中国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国家获益少，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显著不同的国家则获益颇丰。例如，在新世纪初期中国的投资相对于消费更为金属和能源密集型，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对金属和能源的进口需求强劲，这提高了相关产品的价格，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德国等国家从中受益，而其他的能源进口国贸易条件恶化。在出口方面也是如此，同样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饱受同中国竞争之苦。
在新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快速增长，但是进出口产品的专业化方向发生转变。支出的投资份额降低而消费比重上升将会减少中国对能源和重金属产品的需求，世界能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将不断变差。同时中国对高价值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将大幅增加，改善相应产品提供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出口方向的转变将导致简单劳力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走高，促进低收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
在环境方面，中国过去能源密集型的增长方式需要大量煤矿，对中国国内环境造成很大伤害，也阻碍了对全球气候变化调控的努力。2012年以来，煤炭使用量增速下降，中国已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做出了改变。在新的增长模式下，改善环境将成为一个重要目标。
（苏晓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