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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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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ollar博士首先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性质出发，分析了日韩台的资本产出比和投资率的变化情况，并指出日韩台经历了再平衡的过程，其投资的下降是被净出口所弥补。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的边际产出反比于资本产出比，而资本产出比反比于技术进步，正比于人均资本。当资本积累增加时，人均资本增加。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产出比会上升并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如果存在技术进步，资本产出比会下降，从而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所以技术进步能够抵消资本积累增加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
从人均GDP的对数值与相对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系来看，在人均GDP提升的过程中，日韩台的TFP都有着稳定的增长，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从人均GDP的对数值与资本产出比的关系来看，在发展早期日韩台的资本产出比相对较低。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一般会出现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减，但是日韩台TFP的增加抵消了资本产出比上升的影响，所以在人均GDP的对数值小于9的阶段（即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日韩台的资本产出比并没有显著的上升。当人均GDP的对数值超过9以后，规模报酬递减的效应超过了TFP的效应，资本产出比才开始有显著的提高，也即意味着资本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
从投资率和人均GDP的对数值的关系来看，日韩台在人均GDP比较低的时候，投资率也比较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投资率逐渐增高。平均来看，投资率的最大值约为GDP的35%，最大值出现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目前的阶段相同。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一些年份投资率超过了40%。当日韩台达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后，投资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下降约10个百分点。这一点也与此前的分析一致，即在人均GDP的对数值达到9以后，资本产出比开始下降，因而投资率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韩台都经历了经济再平衡的过程，投资占比从35%下降到25%左右。
从人均GDP的对数值与消费占比的关系来看，日韩台投资的下降并不是由消费替代的。在人均GDP较低的时候，日韩台的消费占比较高；在中等收入的时候，消费占比逐渐下降。当人均GDP的对数值超过9以后，消费占比出现缓慢的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小于投资率下降的幅度。所以并不是消费替代了投资的下降。从人均GDP的对数值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来看，净出口的增加替代了投资的下降。日韩台在发展早期都经历了贸易赤字，考虑到日韩台早期的资本边际产出很高，出现贸易赤字是符合常识的。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日韩台成为了资本丰富型的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出现了贸易盈余和资本外流。日韩台的净出口与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可以从数据上说明日韩台经济再平衡的过程是从投资转向净出口。
David Dollar博士接着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与日韩台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对比。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相对美国的TFP有一个迅速的提高，这与日韩台早期的历史是一致的，但随后中国相对于美国的TFP增长变得很平稳，低于日韩台TFP的增长。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迅速的下降，反映了当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资本产出比的平均水平与日韩台接近，资本产出比在这一时期大体上是比较稳定，反映了TFP的提高抵消了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减。但是在1995年以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有一个快速的提升，这一提升要早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日韩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从2上升到4，这意味着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了一半。从投资率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的投资率达到GDP的50%，这是前所未有的。韩国的投资率在1997年经济危机前曾经达到过40%，但是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恢复到较低的水平。中国目前使用了更多的投资来达到与日韩台过去相同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的TFP更低，资本的边际产出更低。由于投资大幅增加，中国近年来消费占比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家庭消费占比为50%-60%，低于日韩台在相同阶段的消费占比，但差别不大。从1995年起，中国的消费占比开始大幅下降，到2011年已经下降到30%以下，比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日韩台要低20个百分点。虽然一些研究指出中国的消费占比存在着低估，但是数据问题很难解释如此大幅的下降。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日韩台在发展的早期平均有5%的贸易赤字，在达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后，投资率开始下降，储蓄保持稳定，几年内出现了数目可观的贸易盈余，日韩台的经济自然实现了再平衡。与日韩台不同，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巨额的贸易盈余，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产生一定影响。中国目前需要降低投资率，因为投资的回报率在下降，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浪费。但是中国很难把降下来的投资转向国际贸易，因为中国目前的贸易盈余占比已经很高。在很多其他国家，投资率和贸易盈余是负相关的，但是在中国两者是正相关的。在过去的10-15年，投资率在提高，贸易盈余占比也在提高，消费占比在下降，中国经济远离了消费，转向了投资和贸易盈余。
总结上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可以发现，与日韩台同处东亚的中国在过去30年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是在最近十年，中国的投资率非常高。从宏观上看，资本的边际产出在下降。从微观上，高投资产生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据IMF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占比为GDP的50%，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债务都是在短期内迅速累积的。中国要实现经济再平衡所面临的挑战既来自于供给方面，又来自于需求方面。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需要提高TFP，推动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需要把投资率逐渐降低10个百分点，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释放的需求很难被对外贸易吸收，因此中国需要大幅度提高消费。中国目前的消费占比要比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日韩台低20个百分点，提升的空间很大。
David Dollar博士强调提高消费占比非常关键。如果不能提高消费占比，中国将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消费占比不变，国外需求很难吸收中国的产能，为了提高经济增速中国不得不继续扩大投资。虽然投资可能在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从长期来看，过度投资将会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并提高政府债务比例，最终导致金融和财政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投资下降但是消费没有提升，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速就会下滑。
David Dollar博士认为五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占比。第一，户籍改革。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目前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占38%，即使加上常住人口，城市人口也仅占52%。而在东亚国家早期的工业化中，城市化的比例更高：韩国1987年城市人口比重为78%，日本和台湾的情况与韩国类似。相对于日韩台，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要更慢。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特别大，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收入会有大幅提高，从而消费也会相应提高。户籍制度使一部分人始终处于低收入水平。破除户籍制度后，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人们对教育和健康的需求会增加，政府的投入也会增加，这也会提高政府消费同时提高消费占比。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目前还有众多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近年来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是国企上缴的利润很少，这些利润被企业留存后又进行了新的投资。如果中国能够把国企的利润用来进行减税或者投入教育和健康，同样有助于提高消费占比。第三，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金融体系是被抑制的，日韩台都曾经存在过金融抑制，表现为被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导致了对于贷款的旺盛需求。当日韩台经济发展以后，它们逐步实现了金融自由化。这种金融抑制相当于对居民部门征税来补贴投资。金融自由化有助于降低投资的需求，提高消费占比。第四，开放服务贸易。中国很多的服务行业被少数国有企业垄断，例如金融、航空、电信等。这些行业竞争程度较低，企业能够获得垄断租金。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增强服务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利于促进服务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虽然中国制造行业的TFP增长很快，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服务业在未来的作用会更加重要。第五，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中央政府近年来一直在提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只有五年，他们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晋升。如果不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他们仍然会依赖于增加投资来发展经济。
（胡李鹏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