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

 

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演变，近年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势头。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企业非洲投资增长存有较多误解与质疑，甚至不乏责难与诋毁。这一背景下，制鞋企业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破天荒在西方主流媒体得到比较中性客观报道以及不少正面评价，形成引人注目的“华坚现象”。

例如英国卫报专题报道，赞同华坚在埃塞建立制鞋供应链和培训工人的努力，提醒西方学界和评论人士需重新审视把中国对非投资看作新殖民主义观点可能存在的误区。纽约时报刊载文章认为，与西方把非洲看作拯救对象不同，中国把非洲看作商业合作伙伴。CNN报道的评论观点，则把华坚投资看作国际成本演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产业结构转型机遇的事例。

华坚总部位于东莞，创始人张华荣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从创建十来个工人的鞋帽厂起步，发展到去年用工2.5万人、年产女鞋1600万双、出口额3亿美元的大型制鞋企业。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员工、管理、设计等方面优势能力，华坚成为国内为发达国家各种品牌女鞋配套的最大ODM供货商之一。2011年10月，张华荣先生应埃塞已故总理梅莱斯邀请考察埃塞投资环境，当场拍板决定招工建厂，开创华坚在埃塞投资的新篇章。

华坚前年底决定在埃塞投资，去年底投资规模500-600万美元：时间不算早，规模也不算很大。华坚之所以能冲破西方主流媒体各种偏见，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案例本身具有财经新闻价值。埃塞华坚加工生产Guess等品牌女鞋，并在美国主流商场销售。一个最贫穷非洲国家，能为美国主流市场大批量制造品牌女鞋，超出很多西方观察人士与记者编辑理解和想象力，其自身财经新闻价值使其引发广泛关注。

第二，华坚投产第一年便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出口额占埃塞皮革制品出口总额的57%，使埃塞皮革制品出口额翻番。这对面临国际收支逆差困扰的埃塞以及其他类似非洲低收入国家而言，无疑具有雪里送炭的积极含义。

第三，今年年初距正式投产不到一年，华坚已雇佣1600多个工作岗位。工人每月50美元左右工资虽然不高，却是这个低收入东非国家大量年轻人求之难得的工作岗位。面临农业劳动力过剩和城市失业巨大压力，埃塞急需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发展，华坚对缓解这方面压力做出了贡献。

第四，华坚建厂投产的速度和效率，出口创汇和创造就业的实际表现，得到埃塞和其他非洲国家广泛赞许。华坚2011年10月决定在埃塞投资，几个月后便开工投产，到2012年3月第一批Guess女鞋已装入集装箱开始发运美国航程。埃塞前总理梅莱斯先生赞扬华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北京大学国发院考察组今年初访问埃塞等东非三国，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不断听到当地人士表示特别欢迎“类似华坚的投资项目”。什么是“类似华坚的投资项目”？华坚在非洲投资类型学上有什么特点？华坚现象启发我们对非洲投资进行新的类型学观察思考。

我国目前在非洲投资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商品资源类投资，如石油天然气、铜矿、铁矿、金矿等等。第二大类是基础设施（路桥电港）与公共设施（楼堂馆所）投资，主要是大型承包工程项目。资源投资既能帮助非洲国家开发资源，也能满足我国推进城市化对原料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缓解非洲国家发展瓶颈，也符合我国现阶段项目承包与机械出口比较优势。因而两类投资都是必要与双赢的。不过资源投资对本地就业带动作用较小，在充分满足环保要求有时面临压力。大型工程用工虽然较多，不过用工需求持续性程度较低，并且由于当地熟练劳力缺乏有时较多依赖我国劳务出口。我国企业在这些投资领域已建立普遍和牢固的知名度与品牌度，不过美誉度仍参差不齐。

第三类是制造业投资，主要包括针对当地市场的“进口替代型”投资，也有较少原料驱动型轻工业投资，民营企业占绝大部分。进口替代投资包括汽车、摩托车、纺织厂、地毯厂、制鞋厂等内容广泛投资项目。原料驱动型投资，如木材加工、棉纺织业等等，定位于解决“如何把可可豆变成巧克力”问题。这类投资对提升非洲接受国工业化水平、节省制成品进口外汇、满足市场需求、更好利用当地原料具有广泛积极意义。不过这类投资规模也受到较多局限：一是受制于“到当地投资制造”与“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合理性对比，二是受制于当地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扩大，三是受制于与本土企业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这类投资增速有限，往往存在“第一家赚钱，第二家亏本”情况。

华坚埃塞设厂代表一种新的制造业投资类型。它主要利用非洲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产品销售主要针对第三国市场，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这类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向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是由内外基本经济条件与产业结构转型需要所决定的。这类转移起步阶段由于对承接国制度政策与基础设施系统配套要求较高会面临较多困难与障碍。然而由于其具有内在经济合理性，一旦取得突破会有更大发展潜力，带来更大经济与其他方面影响。

从我国国内条件看，要素环境成本趋势性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走出去。如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平均工资，从2000年518元增长到今年上半年2477年，13年半增长3.78倍，年均增长12.3%。用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年均增长约10%。用美元衡量农民工月工资已达到400美元，过去13年半增幅5.38倍，年均增速近15%。其他要素成本和经营环境也在变化，如我国厂商用地成本以及环保标准大幅提升，客观上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少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全球已占较大份额，更容易遭遇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阻击。

工资、地价、环保、币值等方面变化，并非短期或周期现象而是具有趋势性。估计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普工平均月工资会达到1千美元上下。我国制造业整体生产率仍快速增长，然而劳动最密集与生产率进步潜力较小环节，难免会在新环境下失去可持续性。我国制造业空间转移历史进程已经开始。非洲低收入国是全球最大“劳动力成本洼地”，显然也应是劳动最密集加工环节转移的主要备选区域之一。

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序转移同时具有积极意义。国外投资有助于带动我国相关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出口。劳动密集加工工序转到国外，技术、研发、物流管理等高增加值流程仍会留在国内，推动转移厂商经营重心向“微笑曲线”两端有序移动。有序转移有助于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面临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序转移对非洲低收入国家经济起飞具有多方面助推作用。一是承接转移有助于创造就业，发挥非洲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如埃塞、坦桑工人月薪50美元上下，卢旺达农村有大量渴望得到月薪50美元工作的年轻劳动力。非洲低收入国工人工资普遍在我国两成上下。扩大就业才能实现富余劳动力的潜在经济价值，把低成本劳动力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力。这对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承接制造业转移对非洲国家创汇与缓解国际收支逆差失衡可收雪中送炭之效。除去石油等矿物资源丰富国家，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面临外部逆差失衡挑战，构成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非洲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能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途径缓解外汇短缺和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支持国民经济朝开放型经济方向发展。

三是承接制造业转移有助于培养非洲国家熟练工人和管理人才，培育这些国家的本土供应链配套系统，并通过“外溢效应”促使本土草根企业家较快涌现与成长。一国产业和技术结构提升必要的人力资本支持条件，无法仅仅由正规教育得到完备提供，需要在市场环境下资本形成与企业运营，在“干中学”过程中得到有效培育与满足。

满足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工序合理有序向外转移，需要在政策层面做多方面协调配套工作，需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涉及非洲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这里有必要提出两点前提性原则供讨论。一是企业自主做决策原则。鼓励华坚这类制造业转移，政府协调对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最终需要企业家根据对特定行业国内外具体条件仔细观察评估做判断。要避免长官命令一窝蜂，也不宜仅基于某个拐点到来的判断做决策。

二是搞对价格合规律原则。微观层面走出去决策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国内价格信号大体合理基础上。如果价格系统扭曲，企业理性决策也会走偏。例如近年由于有关部门与机构不合理干预，导致我国国内棉价大尺度高于国际价格。假如纺织服装企业被国内高棉价所困向国外转移，则未必是转型升级的福音。企业顺应规律自觉“走出去”是好事，迫于政策扭曲被动“挤出去”则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