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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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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ello教授首先介绍了进行这项研究的背景：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教育系统中，不同学生最初一起在大众化学校上学，然后在课程的一定阶段，将进行一定的基于能力和过去表现的筛选，通过筛选的学生可以进入专业的领域进行学习，或者可以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然而，针对这一项做法，战后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变革，很多国家推行了 “去分轨教育”或者“推迟分轨教育”运动。
大体说来，教育的“去分轨化”运动是受到教育家和政治家的主观判断推动的，因为他们认为过早的分轨教育体制是不公平的。大家认为，出生在比较富有的家庭的小孩更有可能进入需求较大的“学术轨道”，而工人家庭的小孩进入此轨道的机会则较少，他们很可能最终进入大家不太向往的“技术轨道”。如果“学术轨道”对提升人力资本更有帮助的话，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教育形式。对早期分轨制度的批评者认为，表现较好的学生获得的较好的教育机会是以表现平平的学生为代价的。
Brunello等教授认为，大家都只是考虑了分轨教育对于“公平”的损害，而忽视了如下的问题：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是否存在着权衡取舍。Brunello等教授的工作就主要集中在模型化和测量“效率成本”上，如果分轨制存在着效率成本，那么“去分轨制”的“效率成本”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分轨可以降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对不同能力的学生“因材施教”，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成果。教育也可以专门化，从而更好地配置既定的教育资源。如果社会从高能力群体中获得的好处大于在低能力群体中的损失的话，那么分轨制提高了效率。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个班级的平均能力可能会影响到单个人的能力，所以分轨可以起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两种效果，好的学生会变得更好，差的学生会变得更差，如果这两种效应是线性的话，就可以不考虑这种效应，因为正负效应正好抵消，但是如果这两种效应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好的学生的所得比差的学生的所失更大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会由于分轨制而提高。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少，Brunello教授只看到中国有一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这篇文章中通过调查很多中国学生发现很强的非线性，就是说，好学生的收获比差学生的所失要大的多。
所以直觉是，如果分轨可以带来效率的增进的话，我们应当从学生开始上学时就进行分轨制教育，这是一个均衡的角点解。那么什么因素会使得均衡偏离角点解（不是一开始上学就进行分轨制）呢？可能会有摩擦。首先，测量学生的能力需要成本，而且，越早进行测量的成本越高，这在Brunello等教授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有所阐述，由于越早进行测量的成本越高，均衡就不是在最开始就进行分轨制教育。其次，劳动市场的摩擦也可能导致不能够一开始就进行分轨制，这是此次演讲的重点。如果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话，个人有进入不适当的职业的风险，那么，如果分轨制教育进行得很早的话，个人的学习就会过早的被专业化，并最终进入错误的职位，所学的专业化技能就不会太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应当在教育的较晚阶段采取分轨制教育。
因此，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劳动力市场也会对最优分轨时间产生影响。这篇文章简化了可能影响分轨时间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对能力的测量成本方面，而主要分析个人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过程。文章对直接搜寻模型进行改变和扩展，将简单的教育模型加入并且进行融合，得到本文的模型。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最优的分轨教育年限（指的是学生所受得分轨制教育的年数，比如10岁开始进入分轨制教育，18岁开始工作，分轨制教育的年数是8年）是多少？
模型有三个主要的特征。首先，这是一个“扔球”匹配均衡，找工作通过求职者向工作岗位提出申请进行，由于劳动力市场有摩擦（比如说信息不完全，寻找好的职业需要时间等等），得到的均衡结果并不是给定技术约束下社会最优的。然后，模型试图考察有税收和补贴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既然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无效率，那么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无效率，通过选择非扭曲的税收和补贴，模型是否可以达到约束下的社会最优呢？模型期望得到最优的教育政策：最优的分轨教育年限和受到分轨教育学生数（进入学术轨道的学生数以及进入技术轨道的学生数），这里的最优指的是能够在匹配均衡和社会有效分配均衡（有税收和补贴的情况下）中最大化产出。
那么，Brunello等教授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搜寻”模型呢？这并不是最自然的工作匹配模型，最自然的工作匹配模型是随机匹配模型，但是随机匹配模型就其微观基础看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人们随机地“投球”（投简历或者工作申请）。在直接搜寻模型中，公司列出职位空缺，公布工资，求职者对这些职位提出申请，然后公司做出比较，最终决定是否录用。由于直接搜寻模型的微观基础更好，所以现在较多使用这个模型。
Brunello等教授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求解，对于教育政策有如下的建议：政府可以对工资进行补贴和对创新职位收税，这样能够促使匹配均衡朝社会最优的方向移动，其中，对工资的补贴可以激励工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寻找工作上，这样，工作和能力适合的可能性会更大，而对职位收税使得公司不会过度进入，从而避免了过多的职位空缺的问题。
提问：有人认为“技术轨道”所培养的技能在遇到社会变革的时候可能会变得过时，这些学生今后更换工作会比较困难，这是否是您研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回答：是的，这也是我们使用工作搜寻模型的原因，在一个竞争性经济中，您所提的因素不重要，因为在竞争性经济中，价格可以自由波动，工人最终会处在最适合的岗位上，但是如果有工作的搜寻和摩擦的话，您所提的因素就变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谈的因素之一。
提问：在“学术轨道”中受教育的学生的比例和“白领”在职位中的比例是否相同？
回答：不一定，我们解的是一个一般的模型，当然会包括这种对称的情况，但是这种对称不是必然的。
提问：“学术轨道”中受教育的学生的比例是由政府决定的，而“白领”职位的比例是由市场上的公司决定的，这两者可能不会匹配，是吗？
回答：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政府通常不能很好地预见市场的需求，所以不匹配的情况是常有的，而我们已经提到，如果发生所学和职位不匹配的情况，带来的是生产率的下降。
提问：“白领”工作和“蓝领”工作所产出的产品是不是完全替代品？
回答：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劳动力市场，所以，不是一般均衡模型，所以没有考虑你所说的因素。
提问：如果一次匹配不成功，那么可以有下一次匹配吗？
回答：这种动态的过程在本文中没有考虑，但是引入动态基本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我们有另外一篇文章，讲了连续匹配的过程，数量结果上不会有太大改变。
提问：在这里，您是否想表明，如果过度的进行了专业化，就会影响工作的流动性，从而错误的工作匹配会带来效率损失？
回答：效率损失主要来自于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错误工作匹配的损失，而不是对工作流动的影响。在我们的连续匹配模型中，之后的工作可以更换，但是最初的工作匹配错误所带来的损失是一样的。
（黄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