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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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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ly教授首先介绍了该文的写作动机。最近几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贸易增长，1995年以来中国贸易总量增加了三倍之多；同时中国正面临严重环境恶化问题困扰，如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Stat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or SEPA，2006）认为，环境与发展之间冲突越来越显著。资源的相对稀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不充分的环境容量正变为阻碍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据此，许多有关贸易和环境的文献认为：相对贫穷国家的贸易增长会导致其产出组成向更加“肮脏”的产品过度，从而加重对该国环境的破坏。如果我们采纳相关文献的见解，我们会得出中国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将产品生产中相对污染较重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中国，从而导致中国的环境不断恶化。然而，中国的贸易增长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国际生产分工以及增加的零部件贸易，亦即中国贸易中的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生产分割导致的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则多由外资企业（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 FIE）承担。如果中国的生产分割更倾向于生产更“清洁”的产品，或者中国位于生产某类产品的较为“清洁”的阶段，这样的贸易类型会引向更加“清洁”化的贸易。有鉴于此，Lovely教授及其合作者试图在其论文报告中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中国的贸易和工业排泄在过去十年中是如何改变的？（2）中国制造业贸易的污染强度正在变糟糕还是在改进？（3）生产分割、贸易自由化以及外商投资如何影响中国贸易的污染强度？
首先，Lovely教授指出，他们主要研究了如下趋势：（1）制造业部门贸易和总排泄的趋势；（2）中国制造业贸易构成的趋势；（3）中国工业污染强度的趋势。另外，排泄趋势中主要考虑了四种主要的污染物，亦即代表水污染的化学耗氧量、代表空气污染的二氧化碳、烟尘以及灰尘污染。他们使用了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供的上述主要排放物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数据（取自中国环境年鉴），也使用了中国海关提供的高度分解的贸易数据，用以提供中国出口导致的污染强度在1995至2004年间有较大下降的实证证据。Lovely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的贸易保持较高的增长，而工业污染的排放却呈缓和乃至下降趋势，而这主要归结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
其次，关于制造业贸易污染强度是在变弱还是在加剧的问题，Lovely教授首先定义了出口（进口）的污染强度。一国出口（进口）的污染强度是一国所有产业出口（进口）污染强度的平均值，同时使用出口（进口）比重作为权重。紧接着，Lovely教授对此指标又做了下述假设：（1）假设中国出口的污染强度与销售于本国的同样产品的污染强度相同；（2）如果产品由中国生产，则该指标反映了中国进口的污染强度；（3）该指标使用了样本中排泄的年数据，因此包含了产品结构组成与生产技术的变化。 紧接着，Lovely教授用此贸易强度及相应的二氧化硫、化学氧气需求、烟雾、灰尘等数据的时间趋势图指出，中国的贸易污染强度是在减弱的，而且进口贸易的污染强度要大于出口贸易的污染强度。
最后，Lovely教授分析和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即生产分割、贸易自由化和国外投资是否使贸易更加清洁。Lovely教授首先介绍了一般贸易（Ordinary Trade）与加工贸易(Processing Trade)的影响。一般贸易的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为负，而其技术效应(technical effect)则为正，这样导致其净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在产品中的整合程度，更深的整合会增加贸易的污染强度。而加工贸易的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皆为正，于是其净效应为加深整合会减少贸易的污染强度。然后，Lovely教授介绍了其理论模型，该模型取自Copeland 和Taylor(1994,2003)的模型框架，是一个关于贸易污染强度的简化型模型。在此模型中，他们使用了两种产品即出口品和进口品的模型设定，并且假设出口会产生排泄物，且污染税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取决于人均收入、国内物价以及污染等因素。出口的贸易强度值则取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在此简化模型中，出口的污染强度会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而升高，随着实际收入和贸易自由度的上升而减少，并且随总贸易额的上升增加。同时，本文包含了由Feenstra 和 Hanson（1996）方法计算得到的中国出口分割程度，并且使用此模型检验了生产分割的增加对于贸易污染强度的影响。采用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实证结果：外商投资会增加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贸易的污染强度，增加人力资本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其次，贸易自由化拓展了一般贸易，将资源推向了更为干净的加工贸易。第三，贸易的加工份额是内生的，但是会伴随更低的污染程度。而实证结果支持了WTO所谓的国外投资和生产分割导致中国贸易污染强度减少的观点。实证结果同时显示，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与更加清洁的贸易趋势相关联。
Lovely教授的基本结论是：首先，中国的工业出口正变得更为洁净，这在工业出口的各个部门和工业出口的排放污染物上都有所反映；其次，中国的出口由适度污染而略微分割的部门向更少污染而高度分割的部门进行转换；第三，进出口的平均污染强度随时间变弱，而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更为清洁；最后，实证证据支持了分割可以促成出口构成向更加清洁的产品转变，尤其证明了FDI在促进这一转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如FDI带来了绿色科技等等）。
提问：由于报告所使用的数据范围较窄，其可信度是否较高？
回答：尽管数据采集范围较窄，用的数据库也多是官方数据，然而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数据的信任。例如，美国的贸易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很快，而现在的数据却仍然采用几十年前制定的标准，这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带来了很大不便，但学术界仍然使用有限的数据来尽力了解现实世界。
提问：同一行业中出口产品的生产与面向国内产品的生产采用相同的贸易强度指标是否是一个不合适的假设？
回答：尽管这是一个假设，但该假设并不算强。由于出口产品相对而言更有效率，这只能使结果与其假说更加一致而不会起反作用。
提问：您研究中国的环境变化得出上述结论，但这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韩国、印尼等国？在这些国家的分工转移，又是否会影响该国的环境？
回答：应该进一步分析其他国家，看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印度具有与众不同的贸易特点，其结果可能会与中国不大相同。而在韩国则可以处处看到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在韩国，赶超发达国家似乎是一种思潮，即使在加油站加油也可以看到赶超发达国家的类似标语，这种违背贸易比较优势的做法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
提问：您的讲座是否说明全球化实际上是促进了环境改善？
回答：尽管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此起彼伏，然而根据经济学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环境恶化问题；相反，更加深刻的全球化只能使世界更加清洁，这对于发展中的国家例如中国有着极为深刻意义。
（路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