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2010”论坛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先生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巫和懋教授担任论坛主持。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卢锋、黄益平教授以及布鲁金斯-清华中心主任肖耿教授、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博士就中国经济走势和结构调整等问题发表了演讲。分两期简报报道这次论坛内容，本期报告林毅夫和秦晓讲演内容。

    主题讲演之一：林毅夫

    林毅夫首先谈到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改革的成本。在过去30年间，中国不仅保持着GDP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保持着社会的稳定，这与许多转型国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发展战略能够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在改革之前，中国采取的是支持重工业发展的发展战略，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扭曲的机制来保护重工业产业。只到改革伊始，大部分改革的建议都是立即取消这些扭曲，但是如果这些扭曲得到纠正，那么重工业企业就会由于缺乏竞争而倒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渐进的改革方法被逐渐采纳，中国开始逐步的放开市场，取消限制，允许私有部门进入经济，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私有部门主要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部门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所获得的成功也为其它部门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取得动态经济增长，同时又保持着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谈到改革的成本，林毅夫指出，内部和外部的失衡是改革的负面结果，也是中国当前承担的成本，其中内部失衡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外部失衡表现在外贸盈余的增加。林毅夫认为外部失衡是由内部失衡所造成的，而内部失衡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影响社会的长久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倾向很低，因此，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提高中国的消费倾向，这也会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但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导致了中国总体消费倾向很低，而总体储蓄倾向很高，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增加，那么投资必然会增加，也正是因为国内总体消费倾向很低，导致了中国必须依靠全球市场来分配其产品，这就使得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既然内部失衡是失衡问题的关键，那么什么是导致内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呢？林毅夫认为一些部门改革的落后是其症结所在。首先，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中国的金融部门由四大国有银行占主导，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大银行倾向于给大企业贷款，小银行倾向于给小企业贷款，因此在中国，大企业容易得到金融支持，中小企业难以从大银行中得到足够的信贷，这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造成了两点影响，第一，由于中小企业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受到损害，从而减少了就业的机会，在中国，工资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工资降低，收入自然就会减少；第二，低收入水平的群体更加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资本服务。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改革也落后于经济改革。改革前，中国为了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会扭曲投入品的价格，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之一，其价格也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为关键的是，至今，除了在1979年后，私有部门逐渐的被允许进入自然资源部门之外，大部分的扭曲并没有得到纠正，由于自然资源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有很大的差距，而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的群体就会从中受益，中国收入差距因此又会被扩大，这种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消费和储蓄的不平衡，进而又影响到了外部的不平衡。

    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纠正金融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的扭曲是很重要的，这些扭曲的纠正会使中国的发展更加符合其比较优势，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和储蓄消费的不平衡，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中国的外部失衡，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就有希望在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

    主题讲演之二：秦晓

    秦晓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关键词：恢复、重新平衡和改革。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十分明显的V型恢复的过程。秦晓认为，一般而言，中国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投资数据而低估了消费数据，但是从季度的增长率、家庭消费、企业盈利、CPI、PPI和资产价格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已经从经济低谷恢复了过来。这种恢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即使中国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其恢复过程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本，那就是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有点过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通胀压力，家庭部门的消费还是不足；其次，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存在着泡沫，这使得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后危机时代，秦晓认为政策将会出现转变。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中国政府增加了信贷，但是大多数信贷都投入了交通部门，比如铁路建设、公路建设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两年，货币增长率和信贷增长率会逐渐减少，而2010年的信贷增长目标已定为18%。信贷增长将会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恢复、重新平衡和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当谈及重新平衡问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应当被关注，两个国家都应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具体到中国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从供给面而言，产能过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中国有超过10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急需调整，这也将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需求面而言，经济的重新平衡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第二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目前，国家更多的资源被分配给企业，而不是劳动者，这使得收入分配更加的不均；而且，由于当地政府的主要目标依然是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这个目标将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发展服务业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力收入的途径之一。第三个问题是土地流转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不断继续，更多农村的土地会被转化为城市土地，处理好农村土地征收和转让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第四个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形式的单一。目前，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资产收入在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十分小，这使得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不能分享到国有企业所产生的巨额利润。

    秦晓谈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改革。在过去30年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市化和私有化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最近这几年，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了改革的压力，在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比维持现状具有更大的成本。但是，在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后，不进行改革而维持现状的代价开始出现，重新开启改革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并不表明中国发展模型是最好的，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会有所不同，因此，当中国重启改革进程时，改革的措施应当是更加系统更加全面。

    此外，秦晓还指出改革议程中的三个关键点。第一，政府应当转变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应当从政 府导向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所需要政府做的仅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品。第二，放开要素价格，比如土地、劳动力、能源、自然资源和资本。对于前四种要素，逐渐的使价格自由化是解决的办法，否则长期以往，要素价格将会严重扭曲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资本价格，秦晓认为，当前资本账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汇机制。其实早在2005年，汇率机制就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引入BBC（Band, Basket and Crawling），即允许汇率在一定幅度内，盯住一篮子货币爬行。但是，即使最后人民币升值了7%，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存在一篮子货币，最后外汇机制又从BBC转变到固定汇率制。因此，中国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给定一个真实的浮动区间，引入市场因素使得真实汇率能够被发现，资本价格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第三，国有企业让利于民。国有企业应当是由整个国民所共同所有，而不是仅仅由政府所有，目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往往是上缴给政府，这一点是与国有企业宗旨相违背，中国国民应当从国有企业获得收益，秦晓认为将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民中来有两个办法，第一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中央银行和相关的基金，第二是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