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5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Kawai教授和韩国大学经济系Lee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教室发表了题为“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危机时代亚洲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以下为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Kawai教授首先阐述了亚洲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失衡之间的联系。一般而言，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不当，比如2002至2006年间，美联储实施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原因是金融监管的疏忽，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金融监管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比如，金融监管当局忽视了本国内部金融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没有严肃对待抵押贷款的质量恶化问题；过度依赖于信用机构对各类资产的评级；没有充分监管“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的活动等等。第三个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失衡，这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长期性赤字，以及亚洲国家和石油生产国的经常性账户长期性盈余。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而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常账户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同时，在原油价格高涨时期，石油生产国的经常账户也处于盈余状态。前任美联储主席Greenspan和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不约而同地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国际资本流动从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流入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大量的流动性供给使得美国及全球的长期利率一直以来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进而使得资产价格产生了泡沫，尤其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从而引起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Kawai教授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不当和金融监管的疏忽，而不是全球经济失衡。其证据有两个，第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已经找到美国大量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金融监管疏忽的证据；第二，和美国一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长期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问题，但是金融监管更为严厉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更为谨慎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随后，Kawai教授又谈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亚洲国家普遍被认为能够经得起这次危机的考验，因为亚洲国家的整体经济基础相对良好，比如，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国内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财政收支也处于健康的平衡状态；金融系统也较为合理；经常账户保持盈余，同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最为重要的是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持有大量的美国不良资产。但是从2008年第4季度开始，亚洲的经济也出现了衰退，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受到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2008年9月至2009年第2季度期间，所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并且，股市都出现暴跌，除了日元以外，所有盯住美元的货币也都出现了贬值。全球经济在2009年第2季度开始恢复。在这一阶段，亚洲国家恢复速率最快也最稳定。但是在经历这次危机之后，亚洲国家需要改变其固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原因有两个。首先，美国和欧洲国家需求的减少，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便会出现下降。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危机前，美国个人消费是基于房地产的泡沫而衍生出的消费需求，泡沫破灭后，消费者需要重新支付债务，重新积累财富。这样即使美国和欧洲国家经济有所恢复，消费也恢复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此外，欧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不会回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其次，全球失衡不仅仅是亚洲国家的责任，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治理失衡需要亚洲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共同的努力，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拉动国内和本地区的需求可以减少对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依赖，因此，受到全球经济冲击而产生的波动也会较小。

虽然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全球经济失衡依然是各国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Kawai教授介绍了危机后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尽管在亚洲金融风暴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在抵御金融危机方面大有改进，但是亚洲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仍然很脆弱。首先，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更多依赖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其产品的需求，而不是国内的需求，这使得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经济的下滑减少了对亚洲国家产品的需求，从而对亚洲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其次，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延续了以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些均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Lee教授阐述了如何保持亚洲经济的平衡以及可持续增长。他首先提出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平衡增长，亚洲国家通过减少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便可减少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使得本国的外部经济保持平衡。第二个是包容性（Inclusive）增长，亚洲国家需要让经济增长的福祉辐射到社会所有部门，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脱贫致富机会，同时经济增长还需要与环境资源的长期约束保持一致。如何做到以上两点呢？Lee教授认为亚洲国家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着手。

在需求方面，亚洲国家需要刺激家庭的消费。首先，应当将过多的企业储蓄重新分配给家庭以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并且通过发展农村部门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其次，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落实倾向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提高整个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且，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此外，对于印度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南亚联盟国家而言，其投资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它们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求又很大，因此，这些国家还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进一步改善投资的环境。

在供给方面，亚洲国家需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活动投入、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服务部门的发展。其中，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的投资是全球化中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高的关键。Lee教授还认为加强亚洲区域性合作，建立无缝亚洲（Seamless Asia）是使亚洲经济重新恢复平衡的重要因素。亚洲国家需要签署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消除国家间贸易和合作的壁垒，这既可以扩大亚洲公司的市场份额，又可以在区域内创造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除此之外，亚洲国家还需要解除对非贸易部门的管制，比如健康护理，教育和社会服务部门；努力消除能源、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扭曲；促进清洁能源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整理人 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