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5日，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J. Bradford Jensen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小教室介绍了其最近的研究。J. Bradford Jensen教授曾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副所长、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侧重于国际贸易、投资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微观领域研究的开创者与领军人物之一。这次Jensen教授报告的研究题目是“全球服务贸易：恐惧，事实和离岸外包”，以下是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Jensen教授首先谈到了服务业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从2006年的数据看，服务业贸易量占据了美国GDP的一半，相较于此，制造业贸易量仅占到了美国GDP的10%。从2007年的劳动力雇员数量上看，商业服务贸易和个人服务贸易分别占据了总劳动力的24.7%和25.6%。另外，商业服务贸易和个人服务贸易对于美国1997-2007年的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9%和23%。制造业占据总劳动力的份额仅为9.9%，其对于总劳动力的增长的贡献为-21%。因此，了解美国的服务贸易对于了解美国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具体分析之前，Jensen教授对于服务贸易做了定义。他认为，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跨境服务提供，比如说，某地区生产的软件通过网络传输到另外一个地区。第二种模式是国外消费，比如说消费者在另一个地区进行消费服务。第三种模式是提供给外来消费者的商业服务，比如说餐馆对于外来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但是此种服务模式在数据中很难被辨别，因此在研究中并没有考虑。第四种模式是人们从一个地区暂时移往另一个地区提供服务，即自然人的暂时流动，比如说咨询商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在定义了服务贸易以后，Jensen教授从宏观层面上介绍了服务业贸易的走势，并且与商品贸易进行了对比。在1992-2007年期间，服务业部门的出口和进口都表现出了大量的增长。Jensen教授指出，这部分归因于1987-2007年旅行成本、通信成本的降低和互联网使用率的提高。另外， Jensen教授从总量上对比了服务业贸易和商品贸易，并且指出商品贸易波动性较大，并且持续处于逆差，而服务业贸易表现一直较为平缓，并且持续为顺差。

更进一步地，Jensen教授分行业和分职业地介绍了美国的贸易程度。他用行业的地理聚集度来刻画行业的贸易程度。行业的地理聚集程度是地区行业人均产量（地区行业生产量与地区人口比值）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农业，采矿业是完全可贸易的，制造业的可贸易程度是86%，商业服务业可贸易程度为70%，教育/保健和其他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为20%。而从职业的贸易程度上看，计算机/数学类的职业为完全可贸易，科技类职业的可贸易程度为84%，管理，商业/金融和建筑/英语职业的可贸易程度为65%，而生产类职业的可贸易程度为80%。

与制造业相比，可贸易服务有什么不同？Jensen教授从雇员数量、工资和雇员的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服务业比制造业雇员多，而可贸易服务业比不可贸易服务业雇员数目多；第二，服务业比制造业工资高，而可贸易服务业比不可贸易服务业工资高；第三，服务业雇员中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比制造业高，而可贸易服务业比不可贸易服务业比例高；最后，服务业贸易中可贸易职业比例比制造业高，而可贸易服务业的可贸易职业比例高于不可贸易服务业的可贸易职业比例。

并且Jensen教授指出与制造业不同，美国服务贸易并不是以获得更便宜的产品或者劳动力为目的的。因为，服务业中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所在地的人均GDP要比美国人均GDP高10%，而制造业中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所在地的人均GDP普遍比美国人均GDP低，特别是农业和采矿业。而这一现象在具有垂直分工的跨国企业中仍然存在。另外，从分美国服务业进口来源国的比较上看，欧洲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进口国，其份额达到了将近一半（47%）。他对此评论道，与制造业中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不同，美国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技术。

另外，Jensen教授还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美国的服务贸易。从1985年的全球教育程度看，美国的教育程度是最高的，人均受教育年龄为12年，是中国的将近3倍。从这一点看，美国是一个在人力资本充足的服务业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而从数据上看，美国的服务业中确实存在行业工资和人均出口的正向关系。此时，行业工资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的代理变量。

尽管从理论上看，美国在服务业上有比较优势，但是数据事实并不如此。J. Bradford Jensen教授计算得到服务业的出口概率为1/20，而制造业的出口概率为1/4。而对于出口商来说，服务业的出口强度（以出口价值除以总生产价值之比表示）远低于制造业的出口强度。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美国的服务业贸易？Jensen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商业上的限制；配额；当地共同投资的限制；不同的税收待遇和政府批准手续等等。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新兴市场国家恰恰是贸易限制最多的国家，这可能是影响了美国的服务业出口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贸易自由化会有利于美国的服务业出口。

最后，Jensen教授对其研究进行了总结：第一，美国会从服务业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因为美国在这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第二，对于软件等出口强度高的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十分关键的；第三，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有高的服务业贸易壁垒；第四，基础设施投资潮会给可贸易部门的企业及工人带来很多机会；第五，随着中国和印度国家人均教育年龄的快速增长，为了继续保持比较优势，教育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另外，他还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譬如美国应该积极推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服务贸易的开放；倡导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在WTO中推动商业服务的进一步自由化；鼓励新兴经济体在WTO的政府采购协议(GPA)上签字等等。

 

（王雅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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