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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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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不同经济增长率和全球失衡
在未来高收入的理性预期下，消费平滑的结果是人们现期大量负债。标准经济学理论可解释美国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早期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但不能解释世界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英国、中国等在经济增长早期的经验事实。这些国家经历高速经济增长，同时期还保持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如英国从1830年到1910年一战发生前，一直保持经常帐盈余。是否存在一种折衷的理论，可以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呢？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216个国家1960年到2010年的国别数据。估计方法采用时间、个体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的固定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有三个：储蓄率（储蓄占GDP比例）、投资率（投资占GDP比例）和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主要解释变量是GDP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平方项。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平方项、净外国资产、贸易占GDP比率、M2占GDP比率、私人信贷占GDP比例、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和经常项目余额呈U型关系。GDP增长率和投资率、储蓄率显著正相关，GDP增长率对储蓄率影响边际递增，但对投资率边际影响为零。即储蓄率和GDP增长率呈U型曲线，投资率和GDP增长率是斜率为正的直线。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之差，因此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和GDP增长率也呈U型。当GDP增长率低于阀值时，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随GDP增长率增加而下降；GDP增长率高于阀值时，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随着GDP增长率增加而上升。
按照生命周期假说，一国储蓄率随着GDP增长率上升而增加。在某些条件下以及某些领域内，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率的凸函数，GDP增长率会提高一国储蓄率。即使不是凸函数，储蓄率也是经济增长率一个几乎线性的凹函数。在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投资率是增长率的线性函数。在生产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下，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率的凹函数，当经济增长率到达一个高的拐点后，投资率会随着GDP增长率增加而下降。两个作用的最终结果使得经常项目余额和经常项目余额呈现U型关系。
姚洋教授用简单的两国模型从生产率冲击角度，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和GDP增长率之间的U型关系。假设一次短暂的正向生产率冲击（TFP）冲击只发生在国家A，但两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都会经历一个转移路径并最终达到稳态。在到达稳态前，国家A有更高的GDP增长率。在转移路径上，利率先向上跳跃，然后逐渐下降，最后趋于新的稳态水平。国家A先有负的经常项余额，然后有正的经常项余额。国家B相反。把经常项余额在转移路径上平均后发现，国家A有经常项目盈余，国家B有经常项目赤字。利用模型估计结果，给出中国2012-2020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的预测值。保守预测2012年经常项余额占GDP比例为2.26%。此后该比例逐年递增，到2020年递增至3.43%。
余淼杰：中间品进口关税和出口强度：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世界平均关税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10%。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对中国有特别意义，因为2000-2006年进口加工和来料加工企业数量占进口企业数量的比重，以及进口加工和来料加工企业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均为60%左右。此外，中国只有27%的企业是出口企业，且大部分企业只出口其小部分产品，只有15%的出口企业100%出口。企业如何分配产品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强度呢？余淼杰副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
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部分：海关8位数产品代码的贸易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6位数产品代码的关税数据。这三部分数据经过了匹配合并处理。其中，工业企业数据库剔除以下观察值：（1）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销售收入为负的企业；（2）雇佣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3）总资产低于500万人民币的企业；（4）固定资产低于500万人民币的企业。新的合并企业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新的合并企业数据的出口额大约是原工业企业数据库出口额的70%，2000-2006年加工贸易企业数量是总企业数量的64%，和原工业企业数据库大致相同。新的合并企业数据中，大约83%的企业出口，其余17%的进口企业仅在国内销售。出口企业中，大约12%的企业出口所有的产品。但新合并数据库比工业企业数据库有更高的销售额、出口值、雇佣人数、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
此外，为了研究中间品进口关税对出口强度的影响，余淼杰副教授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进口关税和外部关税。中国企业分为四类：非进口企业、普通进口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混合型加工贸易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进口加工和来料加工是最重要的两种加工贸易形式。进料加工，加工后出口到世界各国，关税“先征后退”。来料加工是较早的贸易模式，材料进口国就是出口国，关税是“不征不退”。两者对企业资金的影响不同。来料加工对企业资金没有影响，进料加工的对企业资金要求较高。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进口关税是经进口额加权平均的中间品进口关税税率和利率。外部关税是出口额加权平均关税。
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出口强度，主要解释变量包括企业中间品进口关税、企业外部关税、行业产出品关税、加工贸易企业哑变量、加工贸易企业哑变量和企业外部关税的交互项、加工贸易企业哑变量和行业产出品关税的交互项。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提高会显著减少企业出口强度。
中间品进口关税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出口强度？首先是企业进口产品种类渠道。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进口产品种类，以及企业进口种类和中间品进口关税交互项后，结果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会增加企业进口产品种类，进而导致企业出口强度增加。其次是新出口企业数量增加。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会增加内销企业成为新出口厂商的概率，以及普通进口企业转为混合型加工贸易企业的概率，并能提高新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最后是现有出口企业出口强度增加，且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
魏尚进：一些被忽略的真实汇率决定因素
真实汇率是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重要价格，但对其决定因素学界理解的并不充分，甚至对如何评估一国真实汇率，学界还有许多争论。在理解真实汇率的决定因素时，学界常用的是Balassa-Samuelson效应和Froot-Rogoff效应，而常常忽略一些其他的决定因素，如性别比、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魏尚进教授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决定一国真实汇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一因素并没有写入真实汇率的模型。
货物运输成本在世界各国存在巨大差异。在1995年，欧洲和日本是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则处于较差水平。1995-2008年，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成为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平均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在2005年后出现跳跃式增长，增长速度远超印度和墨西哥。同期人民币不断升值，2005-2011年人民币升值约24%。基础设施建设是促使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1980-2008年的国别数据。被解释变量是各国对美国的真实汇率，以及各国的加权真实汇率。主要解释变量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铁路长度和公路长度之和占国土面积来衡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贸易条件、净国外资产占GDP比例、真实利率、贸易限制哑变量和相对生产率。估计方法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贝叶斯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和贝叶斯模型都给出了一致的估计结果，即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会使一国货币升值（以真实汇率衡量）。根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解释中国真实汇率变化的30%，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解释力平均不到25%。根据贝叶斯的估计结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解释中国真实汇率变化的75%，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解释力平均不到30%。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一国真实汇率。真实汇率是一个相对价格，受到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而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企业交通运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国内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此外，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国家，产品在国内的流通也更频繁，各地区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有利于淘汰低生产率的企业，同时降低存活企业垄断程度，使产品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通过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一国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国真实汇率产生了影响。
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是真实汇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对真实汇率的影响与Balassa-Samuelson效应相当，远大于Froot-Rogoff效应。一国在基础设施快速扩张时期，其币值会出现升值压力。当一国欲维持汇率稳定时，其币值往往会被低估。
（蔡晓慧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