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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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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itte Madrian：行为经济学与储蓄
在美国退休储蓄中，雇员可以选择将其薪金的一部分存入退休储蓄账户，企业还会为雇员的退休储蓄账户匹配一定数额的缴费，以激励雇员为退休储蓄更多的资金，其中，企业给予的最高缴费数额为薪水的0.75%-6%。这种储蓄匹配将对雇员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它既产生了替代效应，又产生了收入效应。其中，替代效应指的是，由于企业对雇员的退休储蓄匹配一定数额的缴费，从而降低了雇员储蓄的成本，使得雇员增加了退休储蓄，此时退休储蓄的参与率和雇员对其贡献率将会增加；收入效应指的是，由于企业对雇员的退休储蓄匹配一定数额的缴费，从而增加了雇员退休储蓄账户中的总储蓄，这又会降低雇员对退休储蓄的贡献率。显然，当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发挥作用时，储蓄匹配对雇员储蓄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当前研究主要用两种方法来分析这种经济物质激励对雇员储蓄行为的影响。第一，利用跨部门企业对退休储蓄匹配率的差异来进行计量实证研究；第二，利用自然实验来进行研究。然而，第一种方法无法进行储蓄匹配与雇员储蓄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断。第二种方法的外延性往往较差，根据自然实验所得结论还不足以推广。因此，Brigitte Madrian教授在此主要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首先，Brigitte Madrian教授分析了“自动加入制度”（Automatic Enrollment）对退休储蓄计划参与率的影响。与以往可选择性加入退休储蓄计划不同，“自动加入制度”使得雇员在没有主动做出其它可替代性选择情况下，自动以固定的贡献率加入退休储蓄计划。分析表明“自动加入制度”极大的提高了雇员，尤其是低收入雇员在退休储蓄计划中的参与率。
其次，Brigitte Madrian教授分析了储蓄决策的简化对退休储蓄计划参与率的影响。她发现，如果提供给雇员一个事前选定的贡献率和资产配置组合，将雇员多维度的储蓄决策变量转变为选择维持现状还是选择参与贡献率已事前决定下来的退休储蓄计划这一两维度的决策变量，那么这种储蓄决策的简化将会提高退休储蓄计划参与率10%-20%。
最后，Brigitte Madrian教授分析了心理因素对退休储蓄行为的影响。她发现，如果给予雇员详细的参与退休储蓄计划的步骤，或者通过短信、信件方式提醒雇员参与退休储蓄计划的较高回报率，那么雇员在退休储蓄计划中的参与率便会提高。
Brigitte Madrian教授总结道，经济物质激励会对雇员的退休储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其它因素，包括心理因素，比如对金融产品知识的缺乏、投资决策的复杂性、心理上的忽视、诱惑都对雇员的退休储蓄行为产生了影响。
赵耀辉：中国的退休模式
赵耀辉教授使用了最新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的退休模式，并尝试解释中国城乡居民退休行为的差异。
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城乡居民退休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居民退休年龄要比农村居民早，部分农村劳动力甚至在70岁后还在继续工作，而城市居民的退休高峰多发生在50-60岁。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男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并且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在国别的比较中，中国的男性城市居民的退休年龄不仅早于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更早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时，女性城市居民的退休年龄也要早于西欧国家。
赵耀辉教授提出三个因素来解释城乡居民在退休行为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
第一，城乡居民在退休政策上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中国退休体系建立于二十世纪50年代，起初仅仅涵盖政府职员和城市国企员工，1997年开始涵盖所有城市企业的员工。在这种退休制度安排下，中国劳动力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的情况。虽然政府对提前退休有诸多规定，比如提前退休的职业必须是危险的，对生命健康有害的或者是公务员工作了30年，并且处于离退休年限不足5年的情况，但是退休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因为提前退休虽然损失了提前退休至法定退休时期内增加的退休金，但是提前退休也使劳动力可以重新选择新的、退休时间更迟的工作岗位，从而既可以获得退休得到的退休金，也可以获得新工作岗位的报酬。
第二，养老金的覆盖面和慷慨程度在城乡存在着差异。养老金在城市的覆盖面和慷慨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养老金体系建立伊始的目标人群便是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农村居民并未涵盖在内。目前，农村虽实施了新的养老金计划，但是慷慨程度却低于城市。并且，养老金体系对城市居民的强制性要求更强，因而城市居民的退休动机也越强。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子女养老等问题上存在城乡差异。在子女赡养老人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到退休行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父母更可能给予子女经济帮助，而农村情况则正好相反，当居民逐渐步入老龄化，他们更依赖从子女处获得经济资助。这意味着，城市居民在退休后更倾向于依赖养老金或退休工资，而后者则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子女身上。然而，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以及收入水平的相对偏低，使得农村退休老人养老问题更加难以保障，因此，其工作时间也会被迫延长。
最后，赵耀辉教授总结道，中国城乡退休模式存在极大的不同，这归因于社会保障体系、经济资源以及子女养老模式在城乡的差异。对于政策而言，未来城乡居民的退休政策需要不同的加以对待。对于城市那些尚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希望内退的劳动者，应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劳动岗位上；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应当继续给予其自由退休的权利，但是应为其在法定年龄退休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保障。
David Wise：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人口寿命大幅延长，这使得社会中老龄人口和青年人口之比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David Wise教授指出了人口老龄化将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公共养老金的成本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健康医疗成本也大幅提高。但是为老龄人口支付逐渐增加的公共养老金和健康医疗成本的青年劳动力人口却越来越少。
此外，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程度却在不断提高。根据美国有关男性劳动力的调查，人们对自身健康程度的评价在不断提高，被访者会被问及“在多大年龄时，您的感觉会与65岁时一样？”在二十世纪60年代，被访者的回答是65岁，到了2006年，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访者的回答是74岁。换言之，2006年，74岁的男性会认为他们的自身健康如同65岁一样，相比较于二十世纪60年代，提高了9岁。法国的相关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工作能力在不断提高，因此，应对老龄化的一个有效措施便是延长劳动力的工作年限。
为了提高劳动力的工作年限，David Wise教授提出了以下三种办法。首先，政府应当消除导致劳动力提前退休的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未来退休可以获得的养老金以提高提前退休的成本，鼓励老龄人口继续参与工作。事实上，理性的经济人会在提前退休产生的成本和提前退休获得的收益中进行权衡，如果提前退休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该个体就不会选择提前退休，反之亦然。当前部分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养老金计划使得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其成本则相对较小，养老金计划相当于对工作征收的税，降低了人们工作的激励。其次，政府应当提供更便利、灵活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最后，养老金制度需要具有针对老龄化的自动调节机制。David Wise教授建议，如同工资需要参照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处理，退休年龄也应当参照生命长短进行指数化处理。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都采取相应指数化措施，公共养老金的收益取决于预期寿命、抚养比以及工资增长率。
巫和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巫和懋教授在讲演中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否对经济运行产生了风险？随着2012年中国经济的放缓，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性债务可以划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三种类型。根据2010年的数据，类型一的地方政府债务占债务总量比重为62.62%；类型二地方政府债务占债务总量比重为21.8%；类型三地方政府债务占债务总量比重为15.58%。按照政府级别划分，省级政府债务为3.21万亿人民币，占总债务比重为29.96%；县级政府债务为2.84万亿人民币，占总债务比重为26.53%；市级政府债务为4.63万亿人民币，占总债务比重为43.51%。
然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仅为26%。与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相比，其比重还相对较低。并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产性投资，这些投资在未来具有产生现金流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没有达到发生危机的程度。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确实给中国经济施加了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筹集和使用缺乏相关的监管机制。在地方政府层面，预算控制并没有实施；在某些省份，债务规模和偿付责任数据并未公开。第二，无效率的公司治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常常由地方政府任命，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第三，过度依赖土地转让费用。银行贷款占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比重通常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障，但是，该保障依赖于土地转让费用不断提升的预期。当土地价格下跌，偿付银行贷款就变得极为困难，地方政府可能会去寻找其它财政资金。
随着2012年中国经济的放缓，中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巫和懋教授建议，中国各级政府需要加强财政纪律，需要重新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应当具有发行债务的可行性，并具有对政府预算的控制和监督机制。据估计，未来1.8-2.5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将可能成为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呈现出恶化趋势，中央政府应当进行及时干预。此外，中国地区间的财政转移也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一个措施。东部沿海地区虽然拥有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但是这些地区也拥有较高的GDP和GDP增长率，缓解了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压力。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可能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通过将财政资源从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压力。
（余静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