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四

 

2011年6月24日至6月25日，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四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道魏尚进教授、Lucas Davis教授和Ayako Kondo教授的演讲内容。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从达尔文主义视角看中国汇率问题

首先，魏尚进教授提出了关于中国的汇率问题的一个新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源于中国政府有意的政策选择，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便是证据。人民币值低估使价格水平偏离了购买力平价水平并导致了大量的经常账户顺差。由此引起的国际金融问题促使IMF和美国财政部催促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因为升值不但对外国有利，也会提高中国福利水平。但是，对经常账户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汇率，而实证证据显示实际汇率是很难操纵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推动经常账户更快调整。

基于以上的原因，魏尚进教授提出了关于汇率问题的不同观点，即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可能同时推动了人民币币值的低估和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作用的渠道可以是储蓄和有效劳动供给，结构因素引起的储蓄率的提高可以同时推动人民币币值低估和贸易顺差，如果不可贸易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有效劳动供给的增加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一观点隐含的意义是，购买力平价和经常账户顺差都不是评估币值低估水平的好标准，推进人民币升值则可能会降低中国的福利水平。

随后，魏尚进教授建议适婚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可能是导致汇率问题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性别比失衡会导致婚姻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从而提高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并有可能提高政府储蓄率，提高有效劳动供给，在不存在有意的汇率低估政策的情况下也能导致人民币币值的低估。在此情况下，外汇储备不再是汇率操纵的有效测度，如果一国存在结构因素导致的经常账户失衡，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会导致私人部门持有外国资产，存在资本管制则会导致外汇储备增加。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推行的“一孩政策”以及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从2002年起，中国适婚年龄人群的性别比不断恶化。2002年是第一批受“一孩政策”影响的人群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同样在2002年左右中国的储蓄率问题开始受到关注。魏尚进教授认为别的结构性因素也会引起储蓄率的提高，而性别比的恶化则加强了这些影响，导致汇率的贬值和经常账户顺差。

接着，魏尚进教授用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性别比影响汇率和贸易顺差的逻辑。通过在一个标准的代际交叠模型中引入男女性别的差异，在外生给定的性别比下，该模型可以解决男女之间的匹配问题并得出一个唯一稳定的均衡，在此均衡下，性别比上升会导致储蓄率的提高和经常账户顺差的提高。模型中性别比作用于汇率的渠道有：性别比的提高引起储蓄率的提高，带来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下降；性别比的提高引起有效劳动供给的增加，考虑到不可贸易品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会导致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下降。

魏尚进教授提供了一些佐证该理论的证据。魏尚进教授和其合作者发现性别比推高了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性别比同样带来了更多的私人创业，在存在借贷约束的情况下创业的增加推高了企业储蓄率，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检验性别比对政府储蓄的影响。在跨国研究中，魏尚进教授发现性别比对汇率的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性别比之后，人民币币值只被低估了不到8%，这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值。

最后，魏尚进教授总结了他的研究，结构性因素比如说性别比可以同时解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如果考虑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则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

Lucas Davi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去管制化、整合与效率——来自美国核能工业的证据

首先，Lucas Davis教授介绍了核能发电在美国发展的情况。尽管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没有兴建新的核电站，但核能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20%，而核能发电的产能却只占总产能的10%。如何解释发电量和产能之间的巨大差异，核能产业的高效率是重要的原因，而去管制化和行业整合则对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Lucas Davis教授介绍了这些变化的背景，美国核工业曾在40多年的时间内处于管制中，大多数公司只拥有一到两个反应堆，企业的成本总是得到政府的补偿，因此难以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1990年代末期很多州政府开始放开电力市场，全国总共103个反应堆中近一半被出售给私人企业，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美国核能工业的这些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检验经济理论的机会。其研究发现，去管制化和行业整合带来了美国核工业10%的效率提升，这相当于价值25亿美元的电力，意味着4千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对环境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于反应堆停机时间的减少。

其次，Lucas Davis教授提供了详细的证据，通过对从1970-2009的40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反应堆的生产效率（实际发电量与最大产能的比率）从1970年的50%左右提高到2009年的90%，而被剥离（原企业）的反应堆则在出售之后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提升，并在2003年之后生产效率超过了未被剥离的反应堆。回归分析表明，被剥离反应堆的生产率水平统计上显著的高于未被剥离的反应堆，在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反应堆的剥离与行业整合密切相关，随后的证据表明，每家公司平均拥有的反应堆数量在去管制化之后有显著提升，而这一现象在被剥离反应堆中更为显著。核能工业存在的企业过于分散的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得到强调。为了研究企业效率提升的来源，Lucas Davis教授随后分解了被剥离的反应堆和企业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企业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显著水平不高，即规模经济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被剥离的反应堆生产效率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反应堆。

再次，Lucas Davis教授展示了发电量提高的可能渠道。证据表明，产能的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有一定提高，而被剥离的反应堆提高的更多，这为发电量的提高提供了一定基础，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发电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反应堆停机时间的减少，1999-2007年间，反应堆停机时间呈现出了明显的季节性，但被剥离的反应堆在任何时点的停机时间都少于其它反应堆。从1999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证据显示被剥离的反应堆在此期间停机时间相对于其它反应堆有了显著下降，2009年度平均的停机时间要少14天。两类反应堆在工作时间内的平均发电量没有显著差异，则发电总量的提高不可能来自于这个渠道。

最后，Lucas Davis教授考虑了安全的问题。1999-2007年间，反应堆因安全问题停机的次数有了显著降低，但被剥离的反应堆的该项指标并不显著的低于其它反应堆。他强调了去管制化之后美国核能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强调了研究对安全问题关注的不足。

Ayako Kondo（日本大阪大学教授）：全面健康保险对医疗设施利用率、医疗支出和健康产出的影响——来自日本的证据

首先，Ayako Kondo教授介绍了日本全面健康保险。日本的全面健康保险在1961年完全建成。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是否实行强制的健康保险由各城市政府决定。此研究利用了各城市政策之间的差异来检验健康保险覆盖面扩大的影响，特别强调了以前研究中忽略的全面健康保险在发展中国家对全体人群的健康产出、对医疗供给和发病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全面健康保险显著提高了医疗设施利用率，稍微增加了医院病床数，但对医生供给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全面健康保险提高了健康产出，除了减少了学生蛀牙之外。

其次，Ayako Kondo教授详细介绍了日本健康保险政策的变动情况。日本的公共卫生保险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即雇佣保险（Employment-Based Insurance）和国家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NHI）。其中，雇佣保险是强制执行的，1955年之前，是否加入NHI则由各城市政府自行决定。1956年，日本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建议让所有城市强制加入NHI，此时，日本有1/3的人口完全没有保险。1957年，日本厚生省提出了旨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四年计划”，1959年的“国家健康保险法案补充条款”强行要求各城市加入NHI，这一条款在1961年4月开始完全生效。从1956-1961年，健康保险在日本的覆盖率从不到80%迅速提高到100%，增速要快于1956年之前的趋势，其中，NHI的覆盖率显著提高。

最后，Ayako Kondo教授利用全面健康保险所带来的健康保险覆盖率的变化，尝试检验这一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原有的增长趋势而言，医疗设备的使用率在这段时间有显著的提升；在供给方面，医疗供给在这段时间同样有增长，但是不能确定增长的速度是否显著快于原有的增长趋势，同时，医院病床数量在此期间有显著的提高，医生供给的增长则不显著；在产出方面，全面健康保险对死亡率没有显著影响，但解决了学生的蛀牙问题。

 

（杭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