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二

 

2011年6月24日至6月25日，第22届东亚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召开。我们分四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道陈信宏教授、姚洋教授和Martin Berka教授的演讲内容。

陈信宏（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ECFA对于海峡两岸贸易以及投资的影响——来自台湾的视角

首先，陈信宏研究员表示近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但是自2009第4季度以后台湾经济有了一个强劲反弹，到2010年台湾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10%。台湾政府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改善就业等一系列措施，以刺激经济与稳定金融系统，使经济强势反弹，同时开始改革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ECFA就是其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

其次，陈信宏研究员通过加入两岸国际生产网络因素和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本土化的趋势来考察ECFA对于交易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往来主要是台湾公司对大陆的投资，并因此带动其对大陆的出口。2008年是两岸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两岸积极采取行动以减少政治紧张，加强经济合作。2010年7月ECFA在重庆签订，为两岸的经济自由化提供了制度机制保障。

目前，大多数研究均从贸易角度探讨ECFA为两岸带来的福利。但必须考虑到，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地之一，并且从台湾的角度上看，两岸经济关系存在着投资引致贸易的特点。台湾对于大陆的投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最初的最终产品到普通的生产资料，再到现在高端的生产资料。台湾企业在大陆进行本土化的同时，国际生产网络也随之建立起来。多种因素促进了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本土化，比如，控制其在大陆的子公司，当考虑ECFA的影响时，以上的情况均不能被忽略。

最后，陈信宏研究员表示，从台湾的角度上看，按照传统的方法，ECFA对于贸易的影响会因为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引致的贸易与其对大陆出口的结构性转变之间的动态复杂的关系而被部分抵消。毫无疑问，ECFA和加深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无比重要的。考察其影响需要通过更广阔的视角，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贸易的角度上。即使真要考察其贸易的影响，也必须将投资引致出口与出口结构变动之间的动态关系考虑进来。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中国各省的家户消费

首先，姚洋教授认为国内消费不足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00到2008年之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2%降低到了48%。同时，净出口占GDP的总比重从2%上升到了8%。中国的投资比已经非常高，因此，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国内的低消费，而不是投资不足。

文献中已经存在一些解释中国高家庭储蓄的说法。部分说法逻辑来自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说，流动性约束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等等。最近又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家户收入在家户消费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家户收入占GDP比例的迅速下降是中国低消费的主要原因。也有说法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变引起了家户消费占比的下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结构性转变使得农民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比例又会上升。结果是，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水平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时，消费比例就会类似于一个U型曲线。

其次，姚洋教授强调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家户消费的两个主要影响。一个影响是直接挤出效应。当在基础设施投资越多时，政府会减少对家户的转移支付并且减少在社保上的支出，这两项都会减少家户消费。另外一个间接影响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包含的补贴。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争夺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地方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增加竞争力。由于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税收或者是低利息的银行贷款，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比社会合意的投资要高。

工业部门的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受益最大，并且由于它们相对服务部门的企业更加灵活，因此，也是地方政府争夺投资的主要目标。结果是像Rybcszynski定理预测的那样，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要比农业和服务业部门都高。同时，由于工业部门比其它部门相对资本密集，所以劳动力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将会下降。另外，政府在产业中的投资具有不对称效应。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情况就是对这些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结果是，企业的利润将会上升，这会导致劳动收入比在产业部门中下降。由于资本所有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所以，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最后，姚洋教授利用1978-2006年中国28省的数据对以上理论进行验证。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基本建设支出三个方面：在铁路，公路，通信等上的投资；在国防，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资本建设；其它投资支出。其中，家户消费占GDP比例确实会随着基础设施在政府支出占比的增加而下降。而私人投资对家户消费没有任何显著影响。

另外，并没有发现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提高家户的消费倾向或者消费水平，所以政府投资对家户消费的负面影响一定是来自于家户收入的减少。这种减少的产生是因为政府补贴了产业生产，并且基础设施投资超过了社会最优水平。这对中国重新平衡经济而言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政府需要降低储蓄，将其更多的支出放在教育和社保上；另一个建议是现行的财政分权安排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扭曲了经济结构，减缓需求的增长，最终扼杀了经济增长。

Martin Berka（梅西大学教授）：什么决定了欧洲的实际汇率？

首先，Martin Berka教授表示，以往文献认为不管是在单个商品还是在总量水平，都存在持续的偏离价格等式的现象。同样的，不管是在单个商品还是在加总价格指数上，实际汇率都表现出持续且大幅度的偏离购买力平价的现象。尽管大家都对这一现象表示认同，但是对于解释这些偏离的理论，人们意见却有很大分歧。由于商品价格不可比，这些理论都很难为相对价格的变动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另外，由于价格常常以指数形式出现，使得无法进行跨国价格的比较。而此研究正是克服了这一缺陷。Martin Berka教授使用了一个新的欧洲价格水平面板数据，该面板数据是由欧洲31个国家跨期15年商品价格组成。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在总量和非总量水平上构建实际汇率指标。研究发现，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偏离绝对购买力平价的现象。并且这些偏离对于商品的所有分类都成立，但是不可贸易商品比可贸易商品的偏离更为显著。这些偏离甚至在欧盟区也存在，但是在东欧国家，这些偏离虽然幅度较大但是有收敛趋势。

其次，Martin Berka教授解释了为什么汇率会对购买力平价持续的偏离。在跨国研究中经常发现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加总价格水平会较高。相对欧洲国家而言，这些富裕国家的中，实际汇率与人均GDP关系更为紧密。一些国家的相对人均GDP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实际汇率持续贬值。这一情况在老牌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十分明显。相对人均GDP不管是在单个还是在加总商品水平上都是实际汇率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在平均水平上，相对人均GDP上升1%会导致实际汇率相对欧洲有0.35%到0.4%的升值。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商品，相对人均GDP的变化将会与实际汇率变化相联系。快速增长的国家可能会经历超过欧洲平均实际汇率的过程。在这层意义上，实际汇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在跨国和跨时间这两个维度上都是稳健的。另外，根据经验证据，2008年金融危机中，实际汇率变化模式确实遵循了这一关系。

数据表示实际汇率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们与非贸易相对贸易产品的价格比是高度相关的。这一关系同样也是在跨国和跨时间两个维度成立。在全部样本中，实际汇率与非贸易和贸易产品的价格比之间的跨国关联系数为0.89，时序关联度为0.84。另外，即使把样本分解成欧元区和东欧等国家，这一关联性仍然存在。

最后，Martin Berka教授基于数据显示出来的实际汇率这两个特征，构建了一个实际汇率的理论模型。在模型中，汇率在时序和跨国上的性质是相同的。实际汇率由跨国间相对GDP增长速度与水平差异所决定。另外，在模型中，实际汇率与非贸易和贸易产品的内在价格比相关联。这一模型与经典的解释Balassa-Samuelson效应的理论模型相一致。不管是在水平值还是变化率，从模型模拟得到的实际汇率与样本实际汇率非常近似。因此，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对人均GDP是解释实际汇率水平值和时间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雅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