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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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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建（ 人社部原副部长，中国就业促进研究会会长 ）
张小建会长认为，人社部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此次合作研究，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对就业政策的研究以及对政府决策都可以产生重要影响。此次课题研究注重宏观层面和市场实证层面相结合，把理论研究与实际实践的考察紧密结合，由此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很有价值很有说服力，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渗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思想和理念之中，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来。结合这次研究课题报告，张小健会长谈了三点看法。
第一，我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的“优先目标”是一个重要方针。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将就业优先作为战略确定下来，说明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当然，在实践层面，就业优先与GDP优先仍在竞争之中，要真正做到民生为本、就业优先，将这种执政理念真正贯彻下去，还需要继续努力。充分就业不是没有失业，也不是仅有数量扩张。我们目标是把开发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和稳定就业这四点综合起来，并且要有相应制度和政策支持。充分就业有两个最重要指标：就业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这也是以后考核地方政府是否做到就业优先的依据。课题组报告分析“非农就业增长”和“工资收入”是重要切入点。同时报告分析主线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十二五”及今后的十年，中国就业面临最大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第二，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就业形势面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的就业增长，主要依托的是出口加工型的、投资扩张型的经济发展，这种格局将会因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发生重大转变。当我们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淘汰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可能造成大量新失业。另外，中小企业在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就业主阵地、主要增长点。中小企业的发展如果受到影响，就业也势必受到影响。虽然已经出台了诸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中小企业仍然享受不到应有的政策支持，甚至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参与平等竞争待遇。目前，中国出现了“就业难”和“招工难”的双重困难，究竟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众说纷纭，将之归因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用尽，还是着眼于市场配置中的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部门现存的问题还值得再探讨。如果太过于着眼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用尽，国家就没别的办法推动改革，就会忽视市场配置中种种问题。
第三点是相应的对策措施。“十二五”已经确定要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四个要素：第一，在治理失业的问题上，不仅要实行失业保险制度，并且要更加注重促进再就业。救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由就业取得劳动收入才是根本。第二，在促进就业增长中，不仅要广开就业门路、开发就业岗位和机会，并且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第三，在促进就业的各种形态中，应该更加注重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以创业来带动就业。第四，在解决就业的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环保型、节约型、可持续性的“绿色就业”，提升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劳动，而不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
最后，就业政策不能仅应一时之急，二要考虑长久之效。课题组报告强调要在发挥市场机制上下功夫是正确的。政策不应限制市场机制，不应违背市场规律，而应是顺应市场，使市场更好发挥基础性作用。还要致力于将就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更好衔接配套。达到提高就业数量同时更好地提高就业质量，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其中良性互动有三层含义。一是发展中“高增长”与“高就业”应该同时实现，避免出现“高增长、低就业”，也要避免出现经济过热和就业过度。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能够得到较好的调整和配置，避免产生高失业，也避免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起大落。三是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由此产生推动经济和就业发展的双重效果，使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就业的“量质齐增”同时实现。课题组报告提出将就业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结合起来，考虑在长期增长中保持均衡和防止失衡，这些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杨宜勇（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所长肯定了卢锋教授研究团队工作对人社部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表示卢锋教授的汇报激起的思想火花让他想起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谈话中提到北大校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之上。
杨宜勇所长十分肯定卢锋教授“就业目标优先亦不能过火”的建议，能提出这样的观点需要勇气。卢锋教授在报告中针对传统刘易斯模型设定的质疑以及改进也十分值得肯定，如果对该模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改进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杨宜勇所长同意整个报告的基本观点，并对其中的某些要点进行了点评。
首先，杨所长肯定报告提出的新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量价齐增”的说法。过去十年走过来不容易，2001年中国被接受为WTO成员国，2002年正式开始实行相关条款。当时就有很多人士说加入WTO会使中国损失2500万个就业机会，全国上下一片恐慌。实质上，加入WTO后——相当于第二次改革开放——中国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减少。同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对中国的就业产生实质影响。中国的开放不仅没有遭受损失，反而使发展大大提速，就业岗位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同时中国也获得了自我增长的动力和内在机制，这些都是“量”的维度。
从“价”的维度来看，最初加入WTO的时候，国外的工会到中国同领导层谈判，要求政府不能让工人领取一个低水平的工资并且工作过长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工人阶层，也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人，但是外国工会的这种谈判并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志。上述现象本质上是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局面下，资本家的联合使得工会有一种保护旗下工人群体的诉求。具体的措施包括一些贸易政策，也包括为保护一国内部工人而变相要求我国工资水平提高的条款。从国内角度看，当前推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刘易斯拐点是对工资增长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其公民会更加重视公平公正，这也会给工资产生一个上涨的压力。马斯洛的五阶段需求理论也可以对工资上涨提供一定的解释，即温饱之后，工人对其他层次的需求要求工资伴随增长。
其次，报告对过去三十年农民工名义工资调查显示年增长率为9.3%。杨所长指出，过去30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约10%，通胀平均每年为5%上下，因此农民工名义工资按此计算没有和GDP同步。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名义工资要同GDP增速保持同步，是很难实现的。国民收入的三分法包含政府、企业和居民，而今年一季度， GDP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25%，央企利润平均增长47%。由此可见，在不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若想在财政收入和利润增速快于GDP增速的条件下实现工资收入同GDP同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再次，报告中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动我国就业结构转型的最直接因素，这一点应该放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特别是二次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城镇化的动力。针对报告中对未来20年农村劳动力可转移数量的预测，杨宜勇所长认为，考虑到未来的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老龄化，需要重视中老年劳动力的开发和利用。未来增加劳动力并不能仅仅依靠多生孩子，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此外，未来的人口红利也应从量向质转变，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从体力优势向智力优势转变。之前中国以“世界工厂”自居，今后应该立志做“世界的办公室”。
杨宜勇所长认为，沿海地区局部显现的民工荒问题的原因是中西部经济的增长促使农民工就近就业。但在开放宏观条件下，用工荒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广东那边就已经有不少东南亚过来工作的廉价劳动力，每月工资100美元。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工资仅为每月50美元。在这个角度上，中国可以利用外来务工人员解决用工荒问题。改革开放32年来，农民工都是以“同工不同酬”的方式进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枝独秀成绩的重要原因。但这一不公平的现象亟待解决，否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曾湘泉教授认为，卢锋教授研究结果有几点很值得肯定。第一，将宏观研究与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传统上中国关于就业的文献很少与宏观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中国研究宏观经济的人则不关注劳动、不研究就业。第二，将短期与长期结合起来。中国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很多都侧重一些短期的问题，譬如金融危机期间媒体大肆渲染的“民工荒”问题。第三，将理论分析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建立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基础上，同时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包括对基本数据的考察。
关于这个报告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曾教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报告中结论大都很好，但有些结论可能还只是一些假说，还需要一些实证的研究。譬如说，关于农业补贴增加转移成本，其实就是农民工的保留工资的问题。2004年就出现过一次民工荒，当时是因为取消农业税，增加了农民外出机会成本。现在出现的民工荒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却没有人做实证研究。
第二，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以及库兹涅茨的理论来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很清楚。中国的问题是“十二五”期间或者未来十年，技术进步与土地流转制度的变化会对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三，报告里提到“以汇率和利率改革为枢纽，加快调整和完善宏观政策架构，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的充分就业目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进一步讨论。一是政策上需要怎么抉择。譬如说汇率问题国际比较经验如何？人民币汇率要是波动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考虑就业目标限制了汇率调整，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其次，利率调整对就业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的研究需要对此做出判断，这些问题不可回避。第二，什么样就业水平才是充分就业。曾湘泉教授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自然失业率较高，大概70%到80%的失业属于自然失业，譬如大学生就业难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出现了，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差。与就业信息相关中介服务发展也还相对滞后。
（杭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