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劳动市场”研讨会

简报之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MRC）于2011年6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召开“开放宏观视角下中国就业增长”研讨会。会上卢锋教授代表“CMRC就业课题组”汇报专题报告主要观点，有关领域领导和专家发表评论和意见。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这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卢锋教授汇报课题主报告下半部分内容。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4、中国就业扩张面临新矛盾与潜在风险

新世纪头十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非农就业与工资较快增长，是我国劳动市场转型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贯彻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成就。劳动供求关系演变扭转了世纪之交失业压力加剧的困难局面，为在较为宽松环境下推动就业形势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从开放宏观与劳动市场相互关系角度观察，就业扩张也面临新矛盾与新困难，并潜伏地存在调整风险。

一是非农就业总量扩张偏快。长期看非农就业岗位增长是就业工作基本目标之一，不过从宏观均衡角度看，特定时期就业扩张也存在过犹不及问题。观察我国过去30年非农就业增量与GDP增长率对其长期趋势偏离，二者年度波动存在显著关联。经验证据显示，宏观经济大体均衡时非农就业年均增长1100万人，总需求超过潜在总供给一个百分点，就业扩张在可持续水平上超过131万人。

过去十年非农就业增加1.27亿人，尤其是2005-2009年新增8360多万，显著超过上述估计经验关系提示的大体均衡与可持续增长水平。非农就业超常增长对缓解一段时期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矛盾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但是也面临可持续问题和潜在调整压力。

二是就业创造外需依赖度偏高，与宏观增长外向度偏高失衡相联系，就业扩张可能过度向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倾斜。估计结果显示，2002-2008年制造业就业增长约3400万人，占到总非农就业增长35%左右，占同期总就业人数增长九成以上。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上世纪末工业部门大量工人下岗压力，满足非熟练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对就业岗位需求，但同时会加剧我国就业结构中工业比例偏高问题，也会加剧相对低端农民工市场用工短缺矛盾。

观察2005年100多个国家就业部门分布数据，我国就业分布在国际比较意义上存在“一低两高”特点：服务业就业比例明显偏低，农业就业比例显著偏高，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就业比例也偏高。考虑近年我国制造业增长较快，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工业部门就业比重，从而使我国在国际比较意义上工业就业比例偏高问题进一步发展。

三是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既有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原因，也与开放宏观运行超预期波动联系。一般制造业员工六至七成是30岁以下年青工人，电子“代工企业”年青员工比例更高。但是2000-2009年间16-30岁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先减后增”，但是总体净减少3200多万。大学扩招使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133.7万急剧增长到2009年531.1万人。相对低端劳动力供给减少，大学生就职需求超常增长，推动形成上述结构性困难。

宏观经济波动特别是货币和总需求超预期扩张也会加剧民工荒。如经历世纪之交多年通货紧缩后，2003-2004年出现经济过热形势具有某种超预期性，构成当时“民工荒”现象似乎“突然发生”的宏观背景。2010年也有类似特点。超强刺激政策推动2009年信贷超常扩张，总需求超预期V型回升使2010年农民工紧缺问题再次加剧。农民工供求关系状态成为折射超预期货币与总需求冲击及宏观涨落的重要指标。

宏观经济运行与劳动就业形势存在两个方向作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开放宏观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扭曲派生宏观失衡因素，会传导为就业扩张总量和结构失衡，对就业转型稳健推进引入调整风险。另一方面，如果超出宏观均衡基准约束理解充分就业，把就业优先方针实际解读为就业数量最大化，也会在客观上对宏观失衡产生助推作用，最终不利于非农就业长期可持续增长。

展望未来，比较合意情形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大体平顺环境下，政府通过加快实施宏观和就业组合改革措施主动调整，从而有效化解宏观经济与就业增长累积矛盾。从防患于未然角度看，也不能排除内外部环境出现小概率事件意义上转变并对中国就业形势产生较大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因深层矛盾激化发生新一轮衰退甚至爆发财政危机，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较大波动甚至“硬着陆”，是就业政策需研究关注和对冲防范的小概率特殊风险。

5、开放宏观与就业政策配套改革建议

基于开放宏观视角下对我国劳动市场观察和就业形势判断，建议十二五时期把开放宏观与就业政策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改革内容和目标包括：以汇率和利率改革为枢纽点加快调整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确立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的充分就业目标，加快改革培育现代劳动市场体制，充实和完善积极就业促进政策。

宏观政策基本方针是管好货币、稳定币值、平滑总需求波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追赶提供相对稳定的货币与宏观环境。为此应在总结晚近十年宏观调控新经验基础上，从提升汇率和利率两个基本价格变量灵活性入手，改革和完善大国“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同时应加快推进土地、资源等要素领域改革，增强宏观价格参数对总需求调节的传导效果。要减少对信贷、投资、股票上市、房地产等部门数量性直接干预，切实治理“宏观调控微观化”。

充分就业作为现代宏观政策目标之一，要求把总需求及其决定的短期经济增速调节到与长期潜在总供给增速大体一致、把实际失业率调控到与自然失业率水平调节大致相等的状态。政策含义一方面要实行就业优先方针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又不宜人为刺激就业过度扩张。如果脱离宏观均衡基准，把充分就业理解为就业最大化，虽在一段时期能使就业快速扩张，但宏观失衡调整规律会导致就业波动，从长期看反而不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中国30年宏观与就业涨落关系经验证据显示，以宏观均衡为基准界定充分就业目标，对中国这样正经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转型的经济体也有借鉴意义。在宏观均衡基准上确立充分就业目标，在宏观政策方面要求更好地运用与开放型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兼容一致的参数型、价格型调节手段，更好地实现管好货币、稳定币值与平滑总需求目标。在就业政策方面把就业扩张与就业深化结合起来，把就业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结合起来。

在推动就业转型过程中建立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市场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建设重要内容。过去30年我国在打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国家统分统配劳动力配置体系，推动现代劳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仍明显滞后，劳动市场体系某些结构环节仍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和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应实行配套改革措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要加快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把农地与户口改革结合起来形成改革合力。要加快推进完善对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给予与城市居民平等公共教育服务方面改革，推进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针对新时期劳资关系矛盾多样化新情况，在尊重工人和员工基本公民权利前提下寻求化解矛盾方法。需关注研究农业补贴过度增长对就业转型的潜在不利影响，适应形势发展加快改进劳动工资统计方法。

假定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稳步下降，十二五时期我国平均每年仍需要创造提供1000多万非农就业岗位，此后15年平均每年仍需600-800万非农就业岗位。要完成我国就业转型历史使命，必须在深化改革和治理失衡基础上推动国民经济稳健较快增长，继续实施完善就业促进政策，把就业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结合起来，在可贸易部门和内需部门创造与充分就业目标相一致的工作岗位。

我国经济仍处在快速追赶阶段，扩大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就业仍大有文章可做。随着传统部门结构调整，要着力创造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相适应、增加值更高的新兴就业岗位。要呼应全球服务业调整趋势，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推动面向内需就业增长意义更为重要，内容更为复杂，需要更为细致的“深耕细作”努力。要清除体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培育商业信誉，疏通内需商路，完善内需就业创造的体制和经营环境。要重视在传统部门创造面向内需的新就业机会，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平台扩大面向内需的新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