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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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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万军民教授介绍了有奖发票制度及其研究背景。目前，中国、韩国、菲律宾、玻利维亚、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实行有奖发票制度，即为了提高消费者索取发票的积极性，各国的税务机关依据公平、公正的布奖原则，按照发票的票面面额进行随机布奖。之所以采取这一制度，其原因在于政府的税收体系并不完备，存在诸多逃税现象。万军民教授以日本为例进行了说明。2009年日本GDP为475兆日元，按照5%的消费税和适当的免税额来计算，日本消费税的理论值应该在18-25兆日元区间之内，然而，日本实际的消费税仅仅为9.3兆日元，远低于其理论值，这说明日本的逃税现象较为突出。因此，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逃税现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由于中国近年来采取了有奖发票制度来应对逃税问题，并且有奖发票制度首先只出现在几个地区，随后才得到推广，这便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来理解逃税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并可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其次，万军民教授建立了理论模型来阐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的行为。这个理论模型的基本思想来自于Gremer和Gahvari 1993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在该理论模型中，存在许多同质的企业，企业采取的是线性形式的生产函数，生产一种产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同时存在N个消费者。该模型进一步假定消费者和企业可以无成本地共享商品服务的交易信息，但是该信息不能被政府观察到。由于消费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可以选择上报给政府的产品销售数量，政府按照企业上报的产品销售数量进行征税，通过少报销售数量，企业可以获得利润，但是，政府也会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如果企业被查出瞒报销售数量，便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存在一个最优产品上报数量以实现期望利润最大化。如果企业选择的最优产品上报数量小于其实际销售的产品数量，便意味着存在逃税行为。对于政府而言，由于产品销售信息的不对称，它必须制定出相应制度来迫使企业能够真实地上报销售数量，同时该制度也不会降低政府的实际税收水平。为此，大多数政府制定了有奖发票制度，通过给予索取发票的消费者一定补贴，以提高消费者向企业索取发票的激励，使得企业不得不真实地上报产品销售数量。万军民教授证明了有奖发票制度有助于整个社会实现帕累托改进。
再次，万军民教授以该理论模型为基础，使用中国的宏观和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他首先估计了中国有奖发票制度中奖金占发票总额的比重，该比重约为3%，远小于理论模型所估计的29.29%。可见，中国有奖发票制度的奖励额度还较低。随后，万军民教授使用1998-2003年北京市和天津市39个区的宏观数据，研究有奖发票制度的实行对逃税行为和政府税收的影响，其数据来源主要为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和地方税务局报表。有奖发票制度并非在中国全面展开。2003年，有奖发票制度在全国的覆盖率仅为7.98%。北京市和天津市也是逐步推进试点。起初，这一制度仅在几个区实行，之后才覆盖到全市。这便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来研究有奖发票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根据宏观数据估计的结果，万军民教授发现，如果实施了有奖发票制度，商业税收将会增加17.1%，总税收将会增加10.04%，税收的增长率将会提高21.5个百分点。接着，万军民教授使用微观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数据来源为2006年2月日本福田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调查，覆盖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沈阳和武汉，调查共得到1500个有效样本。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有奖发票制度实施之前，1021个调查者从未向商户索取过发票，而在有奖发票制度实施之后，1021位调查者中384位向商户索取了发票。在这384位调查者中，又有331位调查者认为有奖发票制度的实施是他们向商户索取发票的原因。对于另外479位在有奖发票制度实施之前就索取过发票的调查者，他们在有奖发票制度实施之后向商户索取发票的频率从每消费2.532次索取一次发票增加为每消费1.62次索取一次发票，其中332位调查者认为有奖发票制度的实施是更频繁索取发票的原因。可见，宏观和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有奖发票制度能够有效解决逃税问题，提高政府税收。
最后，万军民教授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都表明有奖发票制度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较好地解决企业逃税问题；第二，有奖发表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第三，以上的结论只适用于中国城市地区，而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第四，为了使有奖发票制度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税务机关应当提高有奖发票的得奖率，同时减少消费者索取发票和兑换奖金的成本；第五，有奖发票制度影响逃税行为的机理同样适用于其它国家。
（整理人：余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