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6日，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ane Golley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收入不平等和污染排放不平等：以中国城市居民为例》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现象，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应对高速经济增长产生的环境恶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出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内在联系如何？国内消费的增加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呢？Jane Golley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她认为改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将有助于扩大内需，同时也将有助于缓解中国的环境恶化状况。

首先，Jane Golley教授对污染排放方式进行分类，并分别计算不同污染排放方式的污染排放密度，即每一单位人民币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在社会生活中，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消耗能源，也会因此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具体而言，污染排放方式可分为直接的污染排放和间接的污染排放两类。直接的污染排放包括生活中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所产生的污染排放。间接的污染排放是指居民消费的其它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所产生的污染排放。为了精确计算直接的污染排放和间接的污染排放，Jane Golley教授运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并利用中国44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每单位产品的能源和碳排放密度。

随后，Jane Golley教授利用2005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调查的33360个样本数据，并结合投入产出表得到的数据，计算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污染排放密度以及边际污染排放倾向，即收入的变化所造成的污染排放的变化程度。她以此为基础，研究收入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考察污染物排放倾向随收入变动而变化的趋势。基于数据的统计描述，Jane Golley教授发现高收入人群的直接污染排放和间接污染排放都高于低收入人群，主要原因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大于低收入人群。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低收入人群的污染排放密度更高，原因在于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能源消费中大部分是煤炭消费，而煤炭消费的污染排放比其它能源消费更高。这说明，如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那么低收入人群可能会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从而减少污染排放密度。此外，边际污染排放倾向的变化趋势表明，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污染排放的边际倾向较高；而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污染排放的边际倾向较低。这说明，如果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将高收入人群的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人群，那么低收入人群的污染排放增加值将会低于高收入人群的污染排放减少值，从而使得污染排放总量下降。因此，Jane Golley教授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利于缓解环境恶化。

再次，Jane Golley教授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收入不平等和污染排放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提供简约式的估计方程，因此Jane Golley教授考察了多种形式的计量模型。她首先将人均污染排放密度作为因变量，将收入水平作为唯一的自变量，分别采取水平值形式、log形式和log-log形式的计量模型。各种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随着收入的提高，边际污染排放倾向和边际间接污染排放倾向都是递增的，只有边际直接污染排放倾向是递减的。这表明边际间接污染排放倾向将起主导作用。在随后的实证分析中，Jane Golley教授在原有模型中加入更多影响污染排放程度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户平均年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儿童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老年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居住面积以及省份虚拟变量。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加入更多控制变量之后，之前的结果依然稳健，再次验证了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污染排放倾向较高，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污染排放倾向较低。

最后，Jane Golley教授基于数据统计描述和计量模型分析结果，对收入不平等和污染排放不平等的问题进行总结。第一，在中国城市居民中，间接污染排放需要引起重视，平均而言，间接污染排放占家庭总污染排放量的81%，并且间接污染排放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第二，由于消费支出更大，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其直接污染排放和间接污染排放都会更多；第三，在控制收入变量之后，房屋居住面积更大、老年人口比例更高、以及居住在北京的家庭，都呈现出高污染排放的特征；第四，边际污染排放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升高。针对这些结论，Jane Golley教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她认为，收入的增加、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以及边际污染排放倾向随收入递增的性质均对中国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这一政策将会加大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国面临的情况也绝不是完全悲观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缓解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那么总体的污染排放将趋于减少，从而减缓内需增加造成的环境压力。如果再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变，那么扩大内需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将会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

 

（整理人：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