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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技术外溢的测度
我的报告基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教授和我合作的同名论文。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外部性模型，证明了研发函数的线性特征，并从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来分析技术外溢的程度，进而获得技术外溢的理论测度表示。根据中国地区数据，得到的技术外溢导致研发收益率的外溢比例在三种外溢测度下分别为：30%、13%和23%。
过去20多年的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性和技术创新。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并依据不同的载体而有不同的形式。Romer (1986) 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ucas (1988) 则假设技术以劳动者为载体，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技术外溢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测度社会收益率。社会收益率测度法依据外部性模型中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的结论，如果能测度出社会收益率，那么将其减去私人收益率，就可以推算出收益外溢的比例。但是，社会收益率方法一般适用于能明确测度社会收益率的领域，因此必须有确定的技术创新项目，而且其外溢影响必须只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社会收益率测度法只能在一些狭窄的领域进行。第二种产出回归法用产出或产出增长率对研发资本或者研发投资强度（研发支出、销售或增加值的比例）进行回归。但如此测度的是相关关系，无法在逻辑上支持技术外溢的存在。技术回归法用技术水平代理变量(全要素生产率或专利数据)或者技术增长率对研发资本或研发强度进行回归。
我们通过研究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差异的决定因素，来推算技术外溢导致的收益率差异程度。因此我们建立一个带外部性的研发驱动增长模型，并推导出技术外溢对社会计划者和私人企业收益率差异的影响，进而构建技术外溢测度；然后，用中国数据分析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
Romer (1986) 主要刻画了知识外溢作为内生增长的机制，直接将知识存量等同于全社会的资本总量。在这种设定下，经济具有不变的长期增长率，分散经济均衡状态下的资本收益率要低于社会计划者的资本收益率。Lucas (1988) 的研究中，人力资本被加入生产函数，因此，物质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现在变成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也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Romer (1990) 研究R&D的作用但不考虑外部性，其中R&D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之中。
我们的模型参照Romer的模型，但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形下考虑由R&D带来的技术外溢。倘若技术发明是容易被模仿的，那么竞争会十分激烈，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就比较合理。技术外溢的度量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第一是纯技术角度，即每单位社会平均研发水平的变化引起企业技术水平的变化程度；第二个角度是收益率角度。技术外溢到底对研发收益率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从三个侧面来度量技术外溢的经济影响。由于外溢发生在研发资本领域，因此我们从研发的边际产出入手展开分析。
第一个技术外溢测度指标度量技术外溢造成分散经济中研发边际产出相对集权经济状态的偏离程度。第二个技术外溢测度指标度量技术外溢导致分散经济均衡状态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技术外溢强度越大，分散均衡对集权均衡的相对偏离越高；资本产出弹性越大，分散均衡对集权均衡的偏离越小。第三个技术外溢测度指标度量在分散经济均衡状态下，研发边际产出外溢至经济中的比例。
作为经验应用，我们利用中国各地区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数据来估计这两类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程度，并在一定条件下估算技术外溢对经济收益率的影响。估计中国技术外溢的影响主要通过对研发函数的估计，得到研发函数中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外溢强度的估计值，从而估算三种技术外溢测度指标的大小。
研发函数中技术研发效率和技术外溢强度主要通过三资企业（或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对自身的研发水平和总体平均研发水平进行回归，以及三资企业（或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对自身的研发水平和对方的研发水平进行回归。
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外部性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技术外溢对私人收益率和社会计划者收益率之间差异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导出技术外溢的三个理论测度。根据前面的分析，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技术外溢虽然是免费午餐，但具有技术外溢的分散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却并非帕累托最优。以往的文献都认为技术外溢支撑了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即使没有技术外溢，研发也能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是外溢会导致研发企业的研发收益率下降，从而降低研发的积极性，使分散决策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这种偏离可能是无法忽视的，在资本产出弹性为0.60的情况下，分散决策均衡和帕累托均衡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大约有13%。
第二，在分散均衡下，存在技术外溢和不存在技术外溢对最终均衡收益率没有影响。在分散均衡中，技术外溢导致私人研发收益率外溢的比例大约为23%。正是这些外溢的收益导致了最终均衡收益率等于无技术外溢时的均衡收益率。
第三，我们的技术外溢测度指标即使在非均衡条件下，也能度量技术外溢导致分散决策经济对计划集权经济的偏离。数据表明，大约有接近30%的收益溢出。
第四，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研发函数的线性特征，即研发效率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为计量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五，我们设计了测度技术外溢程度的三个指标，分别从收益率角度度量了非均衡经济中技术外溢的影响、技术外溢对分散均衡和集权均衡之间偏差的影响、分散均衡下技术外溢的影响。只需要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和技术外溢强度，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估算技术外溢对收益率差异的影响，为估算技术外溢提供了一种简单方便的途径。
第六，经验研究还发现三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证据并不显著，相反，内资企业对三资企业的技术外溢证据却非常显著。其原因可能有三：内资企业技术人员被三资企业所吸纳、跨国公司的垄断遏制以及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并购。如果“投行养猪”现象持续发展至所有产业领域，中国的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评论：刘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
文章作者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外溢，从现有文献的不足处出发，建立了一个包括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外部性经济增长模型，不仅进行理论分析，亦从实证角度得出许多结论。其中“外溢会导致研发企业的研发收益率下降，从而降低研发的积极性”的结论注意到已往文献忽略的地方。但这似乎更多地指“技术外泄”，而不是“技术外溢”。这篇文章最核心的贡献是得到了测度技术外溢程度的三个指标。通过实证测度，得到内资企业对三资企业技术外溢明显的结论，这可能是基于行业平均的技术研发进行的效率估计，也可能是因为三资企业并不在华设立研发部门。另外，本文的一个缺陷在于“研发函数的线性特征”结论的证明，这个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不影响本文主要的结论。实证分析中，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划分与理论并没有特定的对应，并且研发数据除了专利数目以外，也要考虑人力资本的影响。文章一方面可以沿着技术外溢的测度展开，另一方面可以沿着分散经济和集权经济的比较展开。
代谦：技术进步方式与长期增长：对传统中国增长停滞一个解释
我的报告基于我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李唐博士合作的同名论文。故事从两个武林高手说起，东方不败身怀绝技，西方不败虽武艺平平，但拥有制造枪支弹药技术，也是遇敌不败。两人死后，东方不败的徒弟依然得从基本功练起，但西方不败却将枪支技术传与其徒弟。东方不败这一支代表东方社会，东方的人力资本的传承主要采取家族传承（Familial Transfer）和师徒传承（Master-to-Apprentice Transfer）的形式，传承过程较为不易，但代表西方社会的西方不败这一支技术却是采取物化的方式进行传承，技艺的传承则相比较为顺利。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两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始终处于传统社会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在这两千年里非常缓慢，几乎陷入停滞。传统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长期停滞？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在灿烂的古代科技上进一步提升，实现经济的转型与起飞？
增长理论家们沿着Lucas（2002）的思路，希望从人口转型的角度来解释工业革命之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年代，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人口相应的增加，反过来吞噬了技术进步的成果，而人均收入始终停滞在生存水平。这样，人口转型成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研究者自然而然的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但这一支文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假设：人力资本的积累本身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后人能够继承前人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前人基础上积累新的人力资本。这一假设符合欧洲的历史现实：工业革命前后的年代，近代大学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已经建立；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教会也保存和传承了大量的科技知识，在知识传承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都使得人力资本的传承性大为提高，依赖人力资本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但是传统中国并不具备欧洲的这些条件，传统中国缺乏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制度和科技传承制度，始终依靠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实现人力资本的传承；即使是隋唐之后建立和完善的科举制度与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书院，它们的目的和功能离保存、发展、传承自然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艺仍相去甚远。
和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从技术进步的方式来探讨传统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制度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制度因素需要作用于直接或间接的增长变量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虽然成熟，但是传统中国较高的人地比例为什么不能催生出劳动力密集的技术变革？因此我们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中区分了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构建了一个内生的机制来解释传统中国对技术进步道路的选择问题。
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在于传统中国技术进步的停滞，而传统中国技术进步的停滞则根源于传统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式。
经济中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创新发明以及人力资本的提高两种方式：前者体现为经济中的新产品、新工具不断出现，我们称之为“物化技术创新” (Materialized Innovations)；后者则体现为劳动者技艺不断提高，称之为“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 (Human-capital Augmenting Innovations). 我们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物化技术创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这样反过来激励人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去提高个人技艺，即从事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而减少用于物化技术创新活动的时间投入；每一次新产品新工具的发明都反过来使得人们投入更少的时间去从事物化创新发明活动，这样一来，投入于创造发明的时间将越来越少，最终物化技术创新活动在长期将趋于停滞。
这一机制仅仅限于传统中国的制度环境。传统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中，垄断权力不受限制，私人产权得不到有力的保护，更没有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专利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发明者从发明中获益并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物化发明导致工资率提高的效应才有可能占主导地位，每一次物化创新都使得人们更多的去积累人力资本而不是进一步物化创新。长此以往，物化技术进步才会趋于停滞。史料显示，中国自汉代到唐宋，工资水平缓慢上升；但是在宋之后，工人工资率缓慢下降，特别是在清朝，工人实物工资率长期停滞在1.5石大米的水平。
而在传统社会，单纯的人力资本积累却无法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传统中国缺乏现代社会那样的知识传承制度，蕴涵在人体内的知识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两种传承方式。这样的技术传承方式对长期增长来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限制了技术创新在传统社会中的扩散。技术的传播总是要靠面对面、手把手的教，技术扩散的效率和广度大受影响。因此社会从知识的外溢性中所获得的好处是有限的。其次，这种传承方式在代际传承方面存在巨大的风险，代际传承性非常差。一旦个人生命消亡，凝结在个人体内的人力资本往往随之消亡，后人无法直接继承蕴涵在上一代人体内的人力资本存量，更多的时候只能够从头再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积累的人力资本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也存在一个极限水平。同时，传统社会由于战乱、灾荒等各种意外经常会导致工匠的失散和非正常死亡，意味着传统社会由这些工匠所掌握的技艺极易失传。传统中国技艺的大量失传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种传承方式的弱点。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一、传统中国的技术进步（体现为物化创新的新产品、新工具与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的经验技艺的总和）增长缓慢，且在宋代以后趋于停滞；二、传统中国技术进步的主体是经验技艺，即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经验技艺凝结于劳动者生命本身，依托君臣、师徒、学友、家族等关系缓慢传播。三、由于缺乏现代有效、可持续的知识传承制度，科学技术的传承效率低下，常受到战乱、朝代更迭等外部冲击的影响，伴随劳动者生命的结束而失传。科技史的史料支持。传统中国在机械、冶金、化学等容易被物化的领域的技术发展缓慢，技术发明更多的集中在容易转化为个人技艺的产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部门。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确定性冲击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OLG）模型，根据真实的历史数据以及考虑真实历史冲击的数值进行了模拟，利用传统中国经济史的工资、利率等数据，得到的模拟结果与历史数据拟合较好，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模型的解释力。
评论：徐朝阳（对外经贸大学）
这篇文章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各大经济学家都研究的热点。传统中国经济为什么一直停滞？有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篇文章将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分为“物化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前者体现为经济中的新产品、新工具不断发明，技术进步体现为“物”的发明；后者则体现为劳动者技艺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凝结在人的生命之中。文章作者隐含的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的发明，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大。模型的假设与公认的模型有所不同，需要更多考虑。另外，本文在基础数据上的收集和整理都值得借鉴。
（黄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