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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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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竞争性储蓄与工作动机：中国的性别比例、储蓄率和企业家精神
魏尚进教授的报告基于其与张小波博士合著的同名论文。在报告中，魏教授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两大谜题：高储蓄率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2004年，中国国内总储蓄率接近50%。这一储蓄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也远高于历史数据，甚至还超过了一直处于高位的投资率。如此高的储蓄率，直接导致我国长期贸易顺差，引发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甚至可能是美国房地产泡沫乃至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总储蓄中主要部分是居民储蓄。中国居民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未来生活不确定性大，所以需要自行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缓慢，借贷约束强，促使家户增加储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低的人口抚养比率造成适龄工作人群需增加自身储蓄留待退休后消费；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及未雨绸缪的经济生活习惯促使中国人不断储蓄。
魏教授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过度的储蓄很可能是由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所导致。自然因素决定的男女性别比例是105：100，而中国当前的男女比例已经达到122：100。因此，魏教授提出假说：男女比例失调，适龄男性的结婚压力增加，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男性（及其父母）将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竞争力，其中就包括增加储蓄。这一部分人储蓄增加将产生溢出效应，推动房价上升，从而也促使其他人不得不增加储蓄以应对日趋高涨的房地产价格。
为论证上述观点，魏教授做了大量的计量检验工作。
首先，魏教授选取1980到2007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人均净收入对生活成本比值再取对数，解释变量含7-21岁年龄段性别比例、人均收入对数值、二十岁以下青少年占人口比重、20-59岁人口比例、基尼系数、预期寿命、劳动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等。以省为区别作固定效应(Fixed Effect)回归。结果显示，增减或改变其他解释变量，性别比例和人均收入系数会有所变化，但显著为正；同时，除此二解释变量外，其它解释变量系数几乎都不显著。为进一步研究，魏教授又用上述方法分别对农村、城市的省级数据回归发现，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且性别比对储蓄率影响的幅度在农村更大。
魏教授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上述数据，选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额、对屡次超生家庭是否加重惩罚的虚拟变量及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对性别比例作第一阶段回归。接着结合原有的其他解释变量对储蓄率做第二阶段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例对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依据回归结果，性别比例从1990年的1.045增加到2007年的1.136，可造成储蓄率增加6.7%，占此时期储蓄率增加值的48%。而且，单独从农村数据来看，性别比例增加带来的储蓄率上升可以解释此时期53%的储蓄率总增加额。
紧接着，魏教授利用家户数据，进一步分析当地性别比例失调对有男孩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当前仅当家庭中只拥有男孩时期储蓄率会显著上升。为了探寻性别比例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效应，魏教授分别以住房面积及住房价格为因变量，以性别比例、人均GDP等为自变量做回归，结果表明，地区性性别比例显著影响当地的住房价格和家庭面积。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魏教授研究了中国性别比例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分别以1995-2004年全国总私营企业数、国内投资私营企业数及其他类型私营企业数为因变量，以性别比等数据为自变量做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性别比对总私营企业数及国内投资私营企业数影响显著。进一步地，魏教授通过回归发现，性别比例上升也将导致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时间增加以及他们更多地选择高风险职业。魏教授以此认为，虽然并非每位想成为企业家的人都最终能成为企业家，但是无论谁都可以选择工作更长时间或选择更危险工作以赚取更高报酬。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魏教授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若某省的性别比例越失调，则该省男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奖牌的数量也越高。即便考虑到该地区总人口、人均消费、女性获得的奖牌比例等等其他因素，该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最后，魏教授总结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失调的男女性别比例，引致竞争性储蓄动机和竞争性工作动机，推高了中国总储蓄率，也推动了国内私营企业发展，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人数，同时还促进了中国男子竞技体育发展。
姚洋：劳动力、人口结构与中国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模型
姚洋教授报告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源与中国人口结构特点的关系。中国人口结构具有三大特点：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城市化水平低、低抚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这些特点导致我国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国内市场规模狭小以及投资额超过消费。
在报告的前半部分，姚洋教授的论述着重于中国劳动供给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最底层劳动者工资收入持续增长，诸多学者基于这一事实探讨中国是否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Lewis''s turning point）。姚洋教授认为工资水平上升并非必然意味着我国已经经过该拐点。首先，由于国内处于最底层的劳动者几乎都是移民工，他们的收入的增加很可能来自于农业收入的稳步增长。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持续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其次，中国当前的需求扩张可能只是暂时的，未来一旦需求萎缩，劳动者工资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为论证这一点，姚洋教授展示了他描绘的进城农民工劳动需求和供给曲线。再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与世界平均水平，尚有4.7亿劳动力留在农村，而农业对总GDP的贡献率仅仅11%，因此我们有大量尚待开发的劳动力资源。
姚洋教授描述了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些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死亡率显著下降，同时出生率和人口净增长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峰，之后便逐步下降，这个时期，出生率高而死亡率低，是三阶段人口结构转型模型中的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出生率和人口净增长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姚洋教授由此认为，我国通过政策手段压缩了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直接进入了第三阶段。另外，姚洋教授也指出，我国迄今一直保持了较低的抚养比，由此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重要动力。
接下来，姚洋教授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且长期以来低水平的抚养比率，为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但由此也使得工资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过低。当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时，劳动收入在总体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不断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滞后于经济总体增长。
正是由于劳动力相对充足，所以我国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时国内消费水平低也使得国内市场规模狭小，这两大原因促使我国只能选择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姚洋教授还认为，我国投资率高也基于如上的原因。我国大额出口构成的储蓄为转化为投资提供了基础。同时国内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基于白重恩等学者的论文，经过调整的劳动力收入比率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最高时的61%强下降到本世纪初的55%左右。另外，企业利润提升显著、政府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自1998年以来，以不同指标衡量的企业利润率增加了2~4倍。这些都推动了我国投资的增长。
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姚洋教授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各个指标。从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中印的人口抚养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显著上升，但中国各个指标变化的幅度要大于印度。四十多年间，中国抚养率下降了35%，储蓄率上升14%，投资率上升16%，对比之下，印度抚养率下降16%，储蓄率上升13%，投资率上升11%。姚洋教授还特别指出中印两国的一个不同之处：随着人口抚养率的下降，中印消费比率不同程度下降，但是印度消费率下降的斜率要远远高于中国。
最后，姚洋教授总结道：独特的人口结构是中国选择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避免的选择；由于改变人口结构需要时间，所以短期内中国国内消费不会有很快的增长。所以，中国当前需要致力于促进进口导向型投资(Import based investment)，以平衡对外贸易顺差。
陈玉宇：中国城市人口收入与消费不平等（1992-2003）
陈玉宇教授的报告基于与蔡洪滨教授、周黎安教授的同名论文。在报告中，陈教授分析检验了中国城市家户在1992-2003年间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不平等程度。
陈玉宇教授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家户收入与消费支出调查数据（UHIES）。陈教授利用此数据，研究分析城市家户组间及组内的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演进过程。陈教授指出，研究消费不平等可以有效弥补收入不平等研究的一些局限，因为收入波动大，难以准确反映家户长期可支配资源的多少，而且消费相对收入而言是居民福利和长期收入能力的更直接更准确的度量。
UHIES数据库来自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家户收入与消费支出所做调查，时间跨度从1992到2003年共12年。这一数据库基于以省、市、县区及小区收入水平分层的代表性样本，涵盖历年来大陆所有省市的资料，是迄今以来国内最翔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家户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国家统计局在当地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记录被选家户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其中消费支出的依照不同消费品类别逐日记录。数据库中还记录有户主个人特征信息，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等。总之，这一数据库翔实丰富的信息，为研究收入和消费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报告的第二部分，陈教授用18副描述性图形展示了1992年以来城市家户收入与消费的变化情况。从图形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期内，消费和收入增长趋势及基尼系数变化路径基本相符；收入及消费的洛伦兹曲线在这12年间日益陡峭，这意味着家户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增加。分年龄阶段来看，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储蓄率、收入与消费的方差在这一时期内都有不同程度上升。
报告的第三部分，陈教授分解研究了影响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的各组成部分。一方面，陈教授将收入分解为劳动收入、政府转移支付、资产收益、商业收入等。另一方面，陈教授依据Fields的方法，通过回归将收入与消费的不平等分解为组内和组间两个组成部分。结果表明，组内因素是引起收入与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报告的第四部分，陈教授将不同省的人均收入总方差或组内方差作为因变量，以国有企业工人占所有工人比例、城市化程度、出口率、外商直接投资率、政府部门规模等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国企就业比例对收入总方差及组内方差影响显著为负，即国企工作人员比例越高的省其家户收入越平等。
（张承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