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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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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Engel：汇率与货币政策
Engel教授指出，以前的很多学者不赞成用货币政策调控汇率，提倡浮动汇率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Milton Freedman所指出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可以对进出口产品价格迅速做出反应，有利于维持国际贸易平衡；第二，浮动汇率体制下，汇率由市场决定，货币政策拥有独立性，可以集中精力于调控通膨和促进就业。
然而，后来的学者指出：第一，在Milton Freedman提出自由浮动汇率的时代（1940年代），国际资本的流动量非常少，对外币的需求也主要集中于进口，在这种环境下，汇率的调整可以保证国际贸易的平衡。但在此后几十年中，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以跨国投资表达的外币需求明显增加，这些需求可能使汇率偏离国际贸易均衡时的水平。而且，当国际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后，汇率渐渐变成一种资产价格。各国在权衡是否持有以及持有多少外币资产时，不仅要考虑当期的国际贸易需求，还要考虑未来的资产收益。因此，即使在完全浮动汇率制下，市场汇率并不一定保证国际贸易平衡。第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必然保证经济的稳定。独立但变化无常的货币政策，无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因而也无助于经济的稳定。
Engel教授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量的汇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他认为，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商品与服务存在的价格粘性也会导致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发生偏离，不考虑这种偏离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的货币政策需要把调整汇率失衡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虽然这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可以较好地约束货币当局的行为，从而换来民众对经济的稳定预期。同时，Engel教授也指出，要保证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调整汇率失衡，还必须考虑如下问题：第一，如何从数量上估算真实有效汇率，从而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在目前看来这还很困难，当各国的商品数量、种类、交易环境相差很大时，以往用来计算真实有效汇率的PPP（购买力平价指数）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指标；第二，利用货币政策调整汇率需要不同国家货币当局的通力合作，但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与封闭的国家相比，前者受汇率失衡的影响更大，因而也更关心汇率失衡的调整问题，而封闭国家却不太关心。这种差异增加了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上的困难。
何帆：人民币汇率管理制度：回到过去?
何帆教授指出，自1998年后，中国一直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3年时，国内对人民币币值被低估，汇率管制应当适当放松达成了较广泛的共识。迫使央行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并于当日将人民币升值2.05个百分点。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0%，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10%，真实有效汇率累计升值15%。
然而，自2008年8月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块多人民币兑换一美元的水平，波动非常小，几乎没有变化。这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放弃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回到了以盯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制？为此，何帆教授利用2002年1月8日至2009年1月19日的欧元、日元、韩元、人民币、瑞郎对美元汇率的日度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这一猜想。
为方便分析，何帆教授首先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第一，剔除所有重大节假日的汇率交易数据，从而避免因各国法定节假日不同对汇率带来的不同影响，剔除之后的数据总样本为1634个。第二，以瑞郎对美元的汇率为基准，计算出各国货币对瑞郎的间接汇率。这样，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也就等同于相对瑞郎升值。第三，计算各种货币间接汇率值的对数一阶差分，以衡量各国汇率的变化。然后，以人民币间接汇率变动值为因变量，其它各种货币间接汇率变动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美元在中国的一篮子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在2005年7月汇改之前一直接近100%，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后，虽有下调，但仍维持在不低于60%的水平。2008年初以后，又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009年初又接近100%。第二，与此相对应，欧元、日元、韩元三者在中国的一篮子货币体系中占比在2005年7月之前接近于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后，有一定程度上升，但没有一种货币占比超过30%。2008年初以后，所有货币的占比明显下降，甚至接近于零。这些结果基本证实了前面的猜想。
何帆教授还从人民币贬值预期、资本净流出、净出口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2008年和1998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差异。他指出，2009年初的几个月，人民币有很明显的贬值预期，但与1998年相比，今年的形势要好很多。2008年下半年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净资本流出，这与1998年所面对的情形大致相似。从净出口占GDP的百分比数据看，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初的净出口下跌的比1998年更严重。综合这些比较，何帆教授认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管理制度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1998年非常相似，这次实行的完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时不会改变。
David E. Weinstein：产品创新与质量提升对价格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David E. Weinstein教授指出，新产品的出现和原种类产品质量的提升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当我们进行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时，很多经济指标都没能很好地度量这些变化。以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为例，为形成统一的度量标准，这些指数所选取的产品种类大多固定不变。因此，由于忽略了大量产品创新和质量提升，CPI可能高估通货膨胀。而在通货紧缩时，CPI又可能因为没有考虑到产品质量的提升而低估了人们的福利水平。
为了从理论上估计产品种类增加对物价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产品种类创新的理论模型，利用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一般的效用函数也可得到类似结果）计算出物价总水平和社会总效用。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产品创新越多，物价总水平越低，社会的总效用也越高。同时，产品质量的提升等同于人们可用于消费的经济品质数量提升。如果把所有商品都视为同一类，那么产品质量的上升也就等同于产品种类的增加。因此，产品质量的提升也会降低物价总水平，提高社会总效用。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David E. Weinstein教授还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他利用1994年-2003年间的商品种类及价格数据计算出更一般的物价水平变化率，并以之和CPI作比较，结果发现以CPI为衡量标准的美国通货膨胀率至少被高估了0.6-0.9个百分点。此外，作者还发现，以1994-2003年间的数据为例，全球大多数国家进口的产品种类不断增长，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产品种类创新和质量提升对各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贡献率高达10%。
最后，Weinstein教授指出，过去十多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不断创新和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但我们的宏观经济统计却不能很好的反映这些结构性变化对人类福利改善带来的影响，因此，他建议构建更加合理的经济统计指标，以正确地记录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黄跃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