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我国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

 

曾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韩国1962年开始在全国实行鼓励自愿控制生育政策时，生育水平高达平均每对夫妇生6.0个孩子；1987年降为1.6，与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的平均每对夫妇生6.0个孩子降到90年代中后期的1.6-1.8十分相似。韩国在1990年代前期展开了一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辩论。支持人口政策调整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政策调整不会导致人口失控。反对者则认为，考虑到有限的资源与高人口密度，人口控制政策仍应坚持。否则，生育率将回升，计划生育工作的多年成果将荡然无存。结果导致1995年建立了由20位专家与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大量深入讨论与听证，韩国政府于1996年正式批准从“人口控制”向强调人口质量与福利政策的转变。1998年韩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韩国家庭健康与福利委员会。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没有回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0位相关部长和专家组成，出台了旨在促使生育率从2003-2004年的1.2上升到2010年的1.6的六项政策措施。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少及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与韩国类似。虽然中国贫困地区较多及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的国情与韩国不同，但其经验却足资借鉴。

 

    经济社会发展远比韩国差，但同属中华文化背景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邻国越南从1988年起城乡普遍实行二孩政策，加上照顾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一直在每对夫妇2.1个孩子左右，其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远没有我国强。越南的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快速发展与人们生育观念的显著变化，总和生育率从七十年代6.0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93。而我国当前人均收入、人均GDP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都显著高于越南。因此，社会主义邻国的经验也证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决不会导致高生育率与人口失控。而且，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四个试点农村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的实践证明，二孩加间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来，这四个试点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严格得多的一孩半政策（即只有一孩为女孩的夫妇才被允许生二孩）、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他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

 

    然而，很多同仁认为，人多分母大，必然负面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须坚持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奖励无胎）政策，从而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但是，许多研究表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开发保护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过分夸大人口的分母作用是不科学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当时和随后几十年不少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使许多学者对当时似乎已经约定成俗的观点提出质疑。因此，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由11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大量人口与经济增长数据，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深入讨论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及资源环境的影响。该工作组在1986年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著，以详实数据表明：人口增长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更高的水平，则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转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

 

    国内外许多经济与人口学家用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波、中国台湾与香港）以及中国沿海五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经济腾飞的实例来支持这一结论。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由于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国沿海五省市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12％，显著高于亚洲“四小龙”鼎盛发展时期，而中国沿海五省市地域总面积和人口总数分别等于亚洲“四小龙”的四倍和五倍，人口密度比亚洲“四小龙”高25％。如何解释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一与人口分母决定论截然相反的客观现实？它对未来生育政策走向有何启发意义？林毅夫2004和200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解释和讨论的思路和素材：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由于我国现有的老年人和将逐步进入老年的中年人基数庞大，而离全面自动化的经济模式相距甚远，我们必须保持适当比例的青、壮、少劳力和后备劳力资源，才能继续发挥我国的劳力资源丰富和人口消费市场宏大的比较优势，从而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如果我们继续实施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将很快导致劳力资源，尤其是思维最敏捷、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壮年劳力资源的快速萎缩，人口快速下降与人口老化负荷过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削弱保护环境与开发资源的国家实力，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除了美国以外，21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与联合国公布的印度人口预测比较，如果我国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与2050年中国65+岁老人比例分别比印度高出85.9%与87.7%；中国80+岁高龄老人比例分别比印度高出88.8%与137.6%；中国18-64岁劳动年龄人数将由2000年比印度多37.5%变为在2030与2050分别比印度少30%与少27%，老人-少儿总抚养负担由2000年与2030年分别比印度低24%与2%，变为2040与2050分别比印度高23%与26%。显然,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总抚养负担等方面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