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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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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5日下午，《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做了题为“银行规模和中小企业贷款”的报告。以下是本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银行规模和中小企业贷款关系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一部分。林毅夫老师在很多文章中提到中国要发展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倾向于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这只是理论上推导，来自中国实证证据比较少。本文从实证角度关注银行规模和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实。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保持了持续30年的年均10%的增长，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8%，制造业的增长率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中国的金融业占全球的4%：金融规模落后于实体经济的规模。金融体系可能无法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这是总量上的不匹配。在所有制上，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也存在着不匹配。银行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实体经济中的很多企业是私营的。
我们今天讨论在规模上的不匹配，主要考虑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按照中小企业的定义，中国的中小企业占经济总量的59%，总销售收入的60%，税收的48.2%和就业的75%。在进出口方面，中小企业也有很大的贡献。中小企业贷款的困难似乎没有影响到中小企业总体上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金融体系发达，中小企业是否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按照林毅夫老师的统计和估计，在超过400万家中小企业中，只有2%可以得到正式的贷款。按照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情况劣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中小企业只有12%的资金来自贷款，低于印度、马来西亚（21%）和印度尼西亚（24%）。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可以归因于很多原因。Stiglitz 和Weiss将其归结为信息因素，认为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导致它们难以在市场上得到贷款。按照“硬信息”和“软信息”的划分，贷款类型可以分为四类：（1）按照财务报表情况给以贷款；（2）按照资产和抵押品的能力发放贷款；（3）按照信用评级发放贷款；（4）关系贷款或关联贷款。前三种贷款，都是建立在“硬信息”的基础上，最后一种主要依靠“软信息”（Berger and Udell, 2002）。例如，民间金融很多案例都建立在关系贷款上。“关系”难于量化，且信息不可传递。
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贷款的来源是不同的。起初主要依赖自有资金；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小的信贷开始介入；最后依靠大银行进行贷款。这是贷款选择的一个大致顺序。Udry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实证分析，用美国的证据支持了这一判断。一般而言，在银行兼并后，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减少。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大银行主要依靠硬信息，而小银行主要依靠软信息。反过来，在企业方面，企业也有激励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增加对信息的披露。如新加坡的淡马锡主动公开财务报表、主动发债，其目的就在于增加信用评级的机会。
这种关系在中国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很多理论假定在中国并不一定成立。首先，中国的银行是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润最大化是最大的前提，理论推导都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银行并非完全追求利润目标。我们的看法是，至少银行的一些做法在边际上还是符合商业原则的；利润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初或许不是很强，但在90年代改革后，银行的利润目标逐渐加强。第二，银行即使有信息上的优势，也不一定会将其利用到贷款选择中。这和第一点相关，因为银行的贷款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控制银行与政府关系的相关变量，如政府和企业是否友好、银行是否比较独立。第三，银行的激励机制是否能够使分支行有利用信息优势的动力？如果利用信息优势提高贷款质量对自身利益没有影响，分支行就没有动力来区别贷款。我们在分析中加入了关于分支行贷款审批权和银行激励的变量，来控制这部分的影响。最后，行业竞争和行业总体环境也可以影响贷款选择。行业竞争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对商业银行，资金可能从竞争激烈的地区转移出去，进而减少对本地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对于立足本地的信用社，本地激烈的竞争可能会促进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在我们的分析中，主要考察理论基础的三个方面。第一，委托权。理论上大银行会贷款给大企业。而中国的体制是分行制，从总行到分行、支行的结构体系。我们研究的是县级支行。支行如果没有贷款审批决定权，也就没有能力贷款给中小企业。第二，竞争。如前面提到的，竞争对不同银行的效应是不同的。第三，盈利能力。但盈利能力有很强内生性问题。可能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越多，盈利能力越能得到提高。
我们所用的数据是2005年的调查数据，覆盖全国12省。样本中的省份覆盖了全国的东西中部；在每个省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层抽样6个县，以此来控制样本的代表性。对银行做调查有很大的困难；我们的调查和人民银行合作，建立在财务报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保证数据的质量。和省级银行结构相比较（Albert Park，2001），在用到的县级层面的数据中，国有银行比重稍低，这也和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县以上城市的事实相一致。我们的县级数据和省级数据基本一致。
在县一级，银行规模有一些差异。从省级层面来看，信用社是小银行；而在县级层面，信用社是大银行。这一点在文献上存在一定争议。县级机构不是法人，但是有独立的会计核算。一种做法是将工商银行定义为大银行，信用社定义为小银行，研究不同金融机构在贷款人选择上的差异。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商银行而言，机构规模越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越少；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则正好相反：规模越大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越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银行规模存在内生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多，获利便比较高，从而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从整个中小企业贷款比例来看，农业银行是最大的；而其他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逐年减少。这也和银行改革的现实相符合。
以下来看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的主要因素。我们最关心的因素包括：银行支行的规模，分支行贷款审批权。分支行的贷款审批权有很大不同。信用社基本是自主审批的；在商业银行中，农行的审批权力最高。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激励结构（利润指标占考核指标的比重，贷款的市场份额，机构领导是否是本地人，工资是否和贷款质量挂钩），硬信息/软信息的考核（当地的财务记录是否完整）， 以及总体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的干预，法律的健全程度）。一些变量存在内生性，我们大都利用滞后变量来控制。对贷款审批权，我们用县级其他机构审批权的中值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决定审批权的下放时，上级银行机构会考虑其他银行的选择。我们检验了工具变量的强弱，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说。
不同于其他研究，我们不只是关注银行规模，还关心银行规模的作用方式。在回归中，我们还控制了同规模相关的变量，分析在控制相关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是否还存在影响，也即探讨规模的纯效应。出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没有银行规模的工具变量，只是使用了滞后一期变量。我们的发现是，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规模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贷款审批权有很重要的作用。审批权体现了银行在科层结构上的规模。利润动机的影响在不同机构也不同。利润考核比例越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越小，而信用社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越大。这点上与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方式的差异相关。
总结可知，从县级层面上考察，银行规模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不大，而银行贷款的审批权限和激励机制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俞浩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