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论坛平行会议第四场——经济增长与社会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亚洲发展银行庄巨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庄巨忠：通过包容性增长降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

    过去20年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2004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上升，从1990年的0.345上升到2004年的0.456。我通过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来观察收入差距的具体来源。首先把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省内不平等和省之间的不平等。我发现，省内的收入不平等远远超过省之间的不平等。在1990年，省内不平等解释了86.2%的不平等，1995年、2000年和2004年，这个数字分别为83.6%、88.1%和88.8%。其次，我把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可以看到，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解释了大部分的收入不平等。然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1990-2004年间有显著增长的趋势。1995年、2000年、2004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别解释了15.7%、20.6%、27.0%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因此，减少收入差距需要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减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二、减少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另外，减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呢？首先，收入差距扩大会减缓扶贫的速度；其次，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凝聚力，阻碍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最后，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在我最近研究的22个亚洲国家中，15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增长的趋势，包括印度、泰国、越南等。因此，亚洲发展银行提出了共享式增长的概念，使所有人能够分享发展创造的机会。

    然而，经常有人声称，不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理论有以下三个：首先，根据库兹涅兹曲线，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一个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且这个趋势会在经济进一步增长之后消失。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一定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因为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个经济体的各个部分同时开始。第三，人们认为，减少收入差距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带来负效应。

    如何回应这些看法呢？我认为，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干预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不平等。第一种不平等是由特权产生的，第二种是由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产生的。第一种不平等反映了机会的不平等，而第二种不平等反映了经济激励的存在。第一种不平等是坏的不平等，而第二种则是好的不平等。根据这种区分，我们可以定义共享式增长的概念。共享式增长反对第一种不平等，但不反对第二种不平等。简言之，共享式增长是保证每个人获得公平机会的一种增长战略。它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一方面要保持增长，创造经济机会；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包容，确保每个人能够公平地获得改善生活机会。在共享式增长中，共享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共享会带来高和稳定的增长，而增长会进一步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的共享性。

    那么，我们如何在中国实现共享式增长？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中国政府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措施。在十一五计划中，政府把和谐社会定为基本国策。同时，政府最近提出要加快农村改革，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收入的差距。这些都是令人非常可喜的变化。其次，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继续参与全球化、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促进农村收入增长、加速城市化、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增加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扶贫的投入。中国还需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消除腐败与社会不公。我们期望一个睿智和积极的政府采取行动，使中国走上共享式增长的道路。

  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我讲的题目是“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作”，目的是利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一个理论来重新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乌托邦，不可能存在。市场力量的片面扩张会毁灭人类和自然。作为一种防御，人类社会或迟或早会产生抵制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把主要的福利或服务反商品化。这个观点提供给我们一个观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我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大转型，而这个大转型恰恰是由双向运动构成的。一方面，政治强力不断推动市场改革；另一方面，自我保护的运动开始兴起。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过去30年，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中国过去60年的历史。这6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1984年。这是一个“伦理经济”的时期，国家不提供社会福利，也没有社会政策。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的社队以低工资铁饭碗的形式为个人提供福利保障。第二个时期是1985-1998年。在这个时期，政府把效率和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第三个时期是1999年之后。在这个时期，社会政策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观察到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我们把医疗总支出划分为个人支出、社会保险支出和财政支出三个部分。可以看到，改革前（1984年前）个人支出非常少，在1984年只占总支出的1/4左右。而在1984年之后一直到本世纪初，个人支出的份额开始上升，2001年达到了6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而在2001年之后，个人支出份额逐渐开始下降，反映了社会福利的增加。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1999年之后的反向运动：政府在1999年推出西部大开发计划、2002年大规模地推广城市低收入保障、2003年实施费税改革、2004年降低农业税、2006年实施义务教育在西部农村免收费。这些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是降低社会不平等、二是给个人提供福利保障。这些政策确有成效。以地区差距为例。在中央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之后（2007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万6千亿），省际GDP差距在2004年出现缩小。另一个例子是，医疗改革最近推出了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减少个人支出比例。在2002年年底决定利用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非常快。另外，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支出也大大提高。

    总之，中国政府当前的财政能力和政治意愿都使其愿意引入更多的社会政策。尽管这个意愿还不够强，尽管社会福利还有很大的空间待继续改善，但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终于出现了社会政策。我觉得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即中国在向市场经济的方向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抵御市场的反向运动。我希望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压力

    我今天要谈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人口压力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老龄化压力；二是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压力。

    首先来谈人口老龄化压力。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以上老人从占总人口10%到占总人口20%只需要20年的时间，而欧美国家的相关预测都在60-70年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化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下降非常快。那么，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老龄化趋势有什么区别？我们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分别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以及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未来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进行了预测。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5年，东部、中部、西部老龄化情况的地区差异会大幅度扩大；到本世纪中叶，中部的人口老化会远比东部和西部严重。中部地区不仅仅会在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老人比例）上远远超过东部和西部，还会在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除以15-64岁人口）、65岁以上老人在空巢家庭（不与子女一起居住）居住比例、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员超过65岁的家庭占总家庭比例等指标上远远超过东部和西部。中部的老龄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严重，在于大量的人口迁移。大量的年轻人从中部和西部迁移到东部。然而，由于西部的生育率较高，故西部的老龄化趋势会稍缓于中部。未来，老龄化的趋势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会比地区差异更大。根据我们的预测，本世纪中叶，农村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会等于城镇老龄化比例两倍。当然，这个预测的假定是今后50年内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结构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今后采取相应政策鼓励老年人和年轻子女一起迁移，则农村老龄化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之，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则农村的人口老化问题将会非常严重。

    第二个人口压力是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压力。根据统计，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每100名出生女婴对于出生男婴）为107.2，该数字在1990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分别为107.1、110.2、116.9、118.6和120.2，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从2003年起，国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关爱女孩的运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出生性别比上升的趋势还是没有得到扭转。

    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不平衡两个问题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出生性别比高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为了传宗接代或树立家族势力而偏好男孩。二、老人在农村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人们到老年时需要儿子提供经济支持。三、老人在传统上和儿子一起住，儿子可以更好地照料老人。第一个原因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会逐渐削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原因的作用已经被调查数据证实确实存在。而第三个原因，已经被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CLHLS)证实为不正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从1998年起，已经进行了5次跟踪调查，访问了7万多老年人次。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女儿和老年人的情感关系要比儿子和老年人的情感关系好得多。当儿子和女儿都向老年人提供照料时，老年人对女儿的照料更满意（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对比有女儿的老人和只有儿子没女儿的老人，发现有女儿的老人健康状况更好。通过回访发现，有女儿的老人认知能力下降更小，死亡率更低。因此，儿子能够提供更好的老年照料这一传统观念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由此断定，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键原因应该是农村老人需要儿子提供经济支持。

    由此，我们应该考虑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可以实现双重目的：一、缓解老龄化压力；二、扭转出生性别比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在山东试点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并很快得到推广。1999年，有21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有8千万农民参加。不幸的是，在1999年底，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开始倒退，在2004年下降了约1/3。有人指出，现阶段无法实现覆盖更广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财力不足，二是担心农村养老保险也会像城镇一样出现退休金缺口。这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在100年之前，一些GDP远远低于中国现在水平的国家都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例如丹麦（1891年）、瑞典（1913年）、葡萄牙（1919年）。其次，研究显示，只要把退休年限缓慢提高，退休金缺口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因此，我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势在必行。

（洪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