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7日，斯坦福大学的周黎安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晋升和财政刺激：中国地方官员激励研究"。周博士认为中国地方官员之所以有动力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地方官员的晋升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合同中的留存比例两个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周博士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此假说的正确性，并且考察了这两种因素的互动影响。下面摘要如下：

　　中国在近二十年内维持了10％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学术上也认为中国的地方官员在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具有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制度，所以刺激地方官员的不是选举制度带来的监督。那么什么动力刺激了地方政府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以刺激地方的经济增长呢？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钱颖一强调了分权以及财政刺激对地方官员的刺激，后来又有一些学者强调了晋升对地方官员的刺激。在这个基础上，周博士提出如下的观点：中国八十年代来进行了财政改革，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包干来决定财政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合同一般是长期合同，基本上是五年，而且地方政府有权利对留存的财政收入进行支配。因此，地方政府留存的比例越高，那么地方官员就越有激励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地方省级政府官员的晋升，因此，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提拔省级官员来激励省级政府官员。

　　为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个观点，周博士运用了一个委托代理的模型。参与者是中央政府以及N个省，中央政府处于委托人的地位，省政府处于代理人的角色。在模型中，如果省级政府的政绩最好，那么他就会晋升一级。这个模型很好的符合了中国的政治体系特点。中国政治体系中，省与省之间的水平竞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很难从政府中摆脱出来，一旦从政，要么是升职，要么是退休，要么是罢免。

　　模型的求解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省级政府官员最优其行为，第二步则是中央政府根据省级政府的反应最大化其财政收入，决定财政包干合同中省级政府的留存比例。因此，省级政府的官员会根据中央政府给予的财政包干留存比例，有一个努力的反应函数。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省级官员比较年轻的话，那么晋升后许多年都可以在任，而且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一级，努力带来的收益就会很大，所以年轻官员的努力程度会很高。相反，如果地方官员年龄比较大的话，那么，即使他的政绩很好，晋升一级，那么也很快回退休，努力带来的收益相对较少，他的最优努力就会小于年轻官员的最优努力程度。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会根据地方官员年龄的大小决定财政包干中地方的留存比例。地方官员年龄小，财政包干中留存比例就小；地方官员年龄大，财政包干中留存比例就大，用以刺激老的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周博士使用了1980年至1993年间中国大陆28个省（此中没有西藏和海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要验证的是各省的经济绩效是否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有关，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晋升标准是否与模型相吻合，得出的结论证明了模型的假设是正确的。由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观测的，周博士用当年新增高速公路、电信业的投资额和国外的直接投资额来替代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变量与年龄负相关，与财政包干合同的留存比例成正比，这验证了模型结果的正确性。另外，各省经济增长速度对年龄和财政包干合同的留存比例的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越年轻，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同样，财政包干合同的留存比例越高，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晋升以及财政刺激，即财政包干合同中地方政府的留存比例，是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的两个可替代的激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官员很容易看到财政包干中的留存比例，财政包干中比例越高，地方政府就越有激励进行地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有动力付出其自身的最大努力。但是，地方政府如果政绩非常好，而且自身又比较年轻，地方官员就会认为晋升会带来很大的利益，从而有动力付出努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的年龄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增长，在别的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越年轻，则付出的努力会越大。同样的，地方官员的年龄越大，那么他对财政包干中的比例越不敏感，只有当财政包干留存比例很大的时候，他才会在地方的政务上花费更大的精力；对于年轻的地方官员，较低的财政包干留存比例就可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