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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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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近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经济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工业改革远没有完善，特别是对于那些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尽管国有企业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国有企业在城市就业以及固定资产的投资仍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由于最近政府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在不远的未来，国有企业在就业机会的创造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被非国有企业取代。国有企业面临着巨额的财务亏损、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大量的冗员，政府仍旧雄心勃勃地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在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重振国有工业部门雄风，1994年政府启动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致力于通过裁员和技术升级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同时也用现代企业制度来整合较为优秀的国有企业。
即便如此，几乎没有人怀疑大多数国有企业令人不满意的经营绩效。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与一般公众所察觉到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坐以待毙。在当前大的经济改革环境下，企业自治的加强、市场力量的冲击、国内需求所带动的对上游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相互接轨以及国家对大型企业的优惠政策都使得这些大型企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通过与非国有企业的协作，中国的大型企业在这些年份里已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极大地挑战了关于过渡经济学的正统观念，这些正统观念都认为只有私有化能够解决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次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绩效，特别是那些大型企业的绩效。然而由于缺乏严谨的经验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运用企业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已经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试图测量出中国总体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尽管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很少的贡献，甚至没有贡献，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尽管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乡镇企业，自1978年后还是有很大的提高。有人明确地比较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就是乡镇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快于国有企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要快于总体国有企业的增长。然而，几乎没有人把大型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做一个单独的研究。
我们使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和M指数法，根据1980年到1994年700家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估计出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绩效。全要素生产率被分解为效率改进、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报酬三部分。我们样本中各个行业的生产边界是运用各个行业的失业数据和生产要素数据进行估计的，这样就可以识别出优秀的国有企业。运用这些方法，使用有限变量回归技术，我们就分析了这些优秀企业的决定因素和生产率的增长。
实证结果如下，国有企业一般的效率水平都非常低（可能要低于70％，有时才达到50％左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平均来说，这些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增长。然而，分解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凭直觉，在不同的省份和规模中，优秀国有企业的分布应该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的回归结果表明，规模大的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更快。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在效率改进和技术效率方面，大企业没有任何优势。这表明大企业在技术效率并不尽相同。
灵活工资和教育对技术效率起到了极为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灵活的工资，它甚至可以作为所有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江苏省似乎正在采取一个明智的策略，这个策略不是单独依靠在新技术上的投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效率改进。另一方面，如果别的都是一样的话，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效率最低。
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与最近中央政府政策相一致，这些政策包括裁员、技术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政策旨在消除深植于国有企业部门的重要弊端，也就是低效率、入关后竞争能力差和行政干预。自从七十年代改革后，一个公正的看法就是国有企业部门在生产率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大型企业中，优秀的企业要多于中小型企业。然而，根据国际标准，这些成绩远不能令人满意。还需要一些更激进的改革，包括部分的或全部的私有化。还有就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要比中小型企业复杂的多。到目前为止，对于那些基础行业来说，私有化不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994年采取的重组计划似乎是一个能够减少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不错的替代选择。减少政策性负担和发展现代公司文化是非常费时的，有时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如果最终的目标是达到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有不存在政策性负担和在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后，私有化才能够成功。但是，毕竟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到东欧和前苏联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