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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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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经济学：成本、筹资和分层
Charles Clotfelter
我想讨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断上升？大学的成本是怎样筹得的？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是否更为层极化？这三个问题在研究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时都是必须回答的，我希望通过对美国的研究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我今天所谈的主要是本科教育，不包括研究生培训、大学技术创新研究、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大学师资的退休和终生职位等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结构上的一些特征。作为一个产业，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非常大，占GDP的2.5%，大约是汽车产业或法律服务产业的两倍。
为了描述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必要用两个标准来划分。一个最重要划分指标是政府支持的程度。在美国，四分之三学生进入州立大专院校，余下学生大部分在私立非营利学校学习，只有很少一些学校是营利的。另外，少数教育机构是联邦政府创办的，主要是军事院校。
第二个划分标准是四年制和两年制的学制不同。大概有70%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学校，这些学校包括所有的知名院校，像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余下的30%学生进入政府建立的两年制社区学院，最近40年，这种学校作为高中之后的技术培训方式在有些州发展很快。
显示美国高等教育重要性上升的一个指标是入学人数的增长，从1900年不满30万人，到1930年110万人，直至1997年1400万人。另一个迹象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30年的0.6%上升到现在大约2.5%。
美国高等教育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成本不断上升。和高等教育支出上升同时出现的最直观的现象是成本中个人负担部分稳定增加。预算外的大学培训成本在很多国家由政府承担，但在美国，这部分成本由学生分担。一个学生需要负担学费、杂费、食宿费（也就是所谓的“固定价格”），当然学生也可能得到助学金、贷学金和勤工俭学的机会。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固定价格的不同。比如下个秋季进入哈佛大学的学生需要支付固定价格37750美元，而加州本地的学生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需要支付固定价格13947美元，这些费用相应地对应于200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73%和27%。不容置疑这是很多家庭支付不起的。
有些价格不仅很高，而且最近20年来在稳定增长。分析最近四十年公立和私立学校经物价调整后的平均价格，可以发现私立学校的平均价格1980年以来有明显增加趋势。公立学校的成本也在增长，但是从一个较低的基础开始的。
经济学家担心的问题是为何这些成本的真实水平上升如此快？根据对哈佛、芝加哥、杜克大学的研究，我发现造成真实支出增长的原因有五个：一是不断上升的要素价格，如教员工资70年代有所下降，此后真实工资在增长；二是一些机构的教师规模的增长，这个增长伴随着教师负担的降低和更多非正式师资被雇佣；三是管理成本增加，这部分费用的增加部分是为了保持学校的排名，还有部分是由于购买计算机设备；四是给学生提供的平均经济支持的上升，尤其在一些私立教学机构，它们决定接受学生申请的时候并不考虑学生的金融需求；最后一个原因很难量化，但是最重要，即不确定和无限制地要求管理层提高机构的质量，如提供新的项目、邀请更著名的教授、选拔更聪明的学生。
第二个问题是谁为大学院校提供资金和政府政策的角色。美国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建立的基础是学生及其家人需要承担教育费用的一部分。这个政策使得美国学生的经济压力比其他国家重。采用这种成本分担方式的一个理由是个人经济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获得一个大学学位。常用的一个衡量大学教育经济收益的指标是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人员平均收入的差额。虽然这一指标并没有测量大学培训的独立效应，但一般认为它与大学学历的经济收益强相关。大学教育的收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国家过于鼓励大学升学率而下降，但之后一直稳定增长，导致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需求增长，而只有高中学历或更低学历的人收入减少。
显然即使在受补贴的公立机构，大学的成本也是低收入家庭学生入学的障碍。因此美国教育政策的核心是使得这些学生得以入学的一系列补贴机制。这些补贴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公立和私立教学机构筹资方式不同。公立机构分别从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其收入的40%，学费只是其收入的20%。相反，私立机构的收入40%来自学费，超过10%的收入来自个人捐款和其财产收入。这些补贴的另一个结果是学生很少完全支付其大学教育的成本。三分之二的大学生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54%的大学生获得助学金；44%的大学生获得贷学金支持。由于美国政策对这些补贴的存在很有争论，这些补贴的效果引起了经济分析师们的关注。
这里我提供两个关于这些补贴政策的效果的研究。NBER研究员Tom Kane和Cecilia Rouse对两年制社区大学的研究表明社区大学确实增加了教育的平均收益，增加了受过这些教育的人员的收入。他们还提出，如果预算困难使得政府增加社区大学原来很低的学费，那么对入学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入学率对学费的弹性是很大的。
另一位NBER研究员Susan Dynarski和其他人的一些研究表明助学金确实增加大学入学的可能：助学金增长1000美元，大学入学可能性增加3-5个百分点。最近，她还研究了近年来增长很快的贷学金的影响，得出和研究助学金相似的结果。
如果金融帮助确实影响学生的选择，那么它们和分配一样具有重要的配置效果。通过使有学术能力但收入低的学生进入大学，这些帮助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纠正。但是即使有这些政策，教育水平还是要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机构的层级分类。教学机构之间显然存在区别，如规模、目的、资源支持的不同，当然还有质量区别。最高层次的机构一般来说比较富有，拥有排名高的研究项目，具有优先选择学生的地位。教学机构的一个分类方法是对平均每个学生得到的补贴进行排名。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校给学生的平均补贴是22800美元，而排名最后百分之十的学校给学生的平均补贴仅有1800美元。虽然这些补贴的计算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校的特征还是很明显，即在标准SAT测试中取得很高的成绩、高学术水平的学生比例很高。
该分层方法的一个有趣特点是这种特征在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显著。在很多州立大学，特别聪明学生的数量在下降，同时精英学校（指有钱但并非表现突出的学生占很大比重的学校）高学术水平的学生数量在增加。观察14所最受欢迎的私立学院或大学1951年、1976年和1989年的入学学生，分析其质量的提高，可以发现高排名学校所占的比重从77％上升到94％，入学学生的平均SAT分数从1140上升到1289。
Caroline给出了此现象的一个解释。她认为造成这种增长差异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的全国化。在最近的30年，国际交通和长途电话的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的学生也可以进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精英学校中在本州进入大学的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47％下降到1989年的26％，这表明高等教育市场全国化特征在发展。
Hoxby的研究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地理整合的另一个结果，即不仅教育机构发展相互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区别，而且同一大学的学生间的能力区别在下降，因此精英学校很少有能力差的学生，而较差的州立大学就很少有能力很强的学生。
健康的决定因素
ictor Fuchs
准确预测未来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完全可以给出一个非常一致的预测，就是中国如果仍持续20年像过去的20年那样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研究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增长的卫生保健成本及其飞快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卫生保健费用占到GDP的14%，在加拿大，也占到GDP的10%，目前中国的这一数字还不高，但确实也在不断上升，因此经济学家必须关注这一点。
这次我们之所以讨论“健康”，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往往简单的将健康等同于卫生保健。卫生保健确实能带来健康，但是健康事实上依赖于很多因素，而不是卫生保健的单一原因。
第一个问题是健康决定因素的分类。决定健康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卫生保健外，还有很多非卫生保健因素。我们很容易想到基因，此外还有一系列因素。
物质环境：包括母体子宫、居住环境、工作地点、空气和水、街道和高速公路等。在美国，吸烟的妇女比不吸烟的妇女高出50%的机率产下低体重婴儿；在高速公路密集的地方如新墨西哥的妇女产下低体重婴儿的机率比一般妇女高出25%。空气和水的污染、工作事故都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美国1到45岁的人群的死亡原因中，事故是第一位。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交通和汽车的增长也带来更多的事故。
社会心理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媒体、工作地点、社区等的氛围，其中媒体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里社区是指邻里关系。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教育、种族划分等。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总体上呈正相关。但是在考虑因果关系的时候，必须注意很多时候健康对收入的作用比收入对健康的作用更重要。种族背景和健康之间也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婴儿28天内死亡的原因95%可以由低出生体重来解释，但是华裔美国人产下低出生体重婴儿的机率比欧洲裔美国人的低50%，可以在中国做一项研究来分析这个差异。
个人行为：包括抽烟、酗酒、减肥、锻炼、吸毒、性行为等。吸烟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现在减肥和锻炼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不正当的性行为会带来像艾滋病那些疾病。
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上帝给的，对这些因素都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应该错误的把这些因素都当作是给定的，在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以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是怎样的交叉作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预测以后的研究将大量集中于这一领域，尤其是研究这些因素对基因的影响，而基因看起来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因素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的回答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这依赖于不同的观察范围，是研究随时间变化的差异还是在给定时点上的差异。美国过去的50年中，老年人口的死亡率每年下降1%。对这一现象，长期看，我的观点是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但是如果是在某一时点上，那么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就很难有解释力，可能就需要寻找我们刚才提到的（除卫生保健因素外）的因素。其次这依赖于研究问题的不同背景，到底是研究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的什么问题。
第三个问题讨论一些实证结果。首先分析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和真实人均GDP的关系。观察20世纪90年代的149个国家的数据，人口预期寿命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真实人均GDP取对数形式。可以发现人口预期寿命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预期寿命的增长越来越慢，趋近于不满80岁。这说明各个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趋向于收敛。
对这个指标的观察中，中国做得非常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所对应的人口预期寿命高于同一人均GDP所对应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中国的人均GDP比其他国家带来更高的预期寿命？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资源很少，那么卫生保健起到的作用很小，几乎无能为力。在未来你们将要面对这样的压力，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参考。
以美国190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述指标，并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的结果比较，可以发现，在给定的人均GDP 水平，其他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了美国当年在同一GDP水平上的预期寿命。
其次分析男女预期寿命比率和真实人均GDP的关系。观察149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真实人均GDP取对数形式。女性和男性预期寿命的比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到达人均1万美元的时候，似乎达到一个峰值，然后逐渐下降，直至稳定在1.08。也就是说，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比率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值1.08。
中国女性和男性预期寿命的比率处于同一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之下。这也是一个很好研究课题，为什么中国的这一指标低于国际经验？
用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作同样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体的趋势和世界平均的分析结果一致。从1900年开始，女性和男性预期寿命比率随着人均真实GDP的增长而上升，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1.11，然后逐渐下降，到90年代时稳定在1.08。费尔德斯坦教授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的一个部分答案是：当女性和男性一样的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她们也和男性一样的死亡。
以美国的吸烟情况为例，20世纪60年代前，男性吸烟的比较多，但是50多年来，这个吸烟习惯逐渐改变了。观察1963年以来的男女肺癌死亡率的变化情况，男性肺癌死亡率的下降比女性早，并且逐年下降，到现在已经是负增长了。女性肺癌死亡率也逐年下降，但是总体上仍比男性高。这个现象很好的表现了吸烟习惯的变化，因为到现在为止，肺癌的治疗方法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最后是我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的结果。观察美国10%发达地区与10%落后地区65-84岁的老年人，比较他们的一些疾病在控制教育、真实收入、地区、人口规模、人种结构因素时由污染、吸烟、肥胖造成的预测死亡率。可以发现对于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肺癌、神经系统疾病等，污染、吸烟、肥胖这三个风险因素起的作用都非常明显，而其中肥胖因素是首要的。
仍观察美国10%发达地区与10%落后地区65-84岁的老年人，控制教育、真实收入、地区、人口规模、人种结构因素，比较他们在不同医疗状态下，分别受污染、吸烟、肥胖因素影响时的预测卫生保健效用。可以发现，总体上落后地区污染的影响比发达地区高15%；对于门诊病人的卫生保健效用，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更受污染的影响；而对于手术病人，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更受污染的影响，但受肥胖的影响相近。
在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的健康受吸烟的影响都已经不是很大，现在体形肥胖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不久以前控制疾病原因是第一位的工作，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成功，这也可能是预期寿命非常高的原因。接下来，由于食物结构的变化、汽车使用的流行、卫生费用占GDP比重的增加等原因，中国面临的问题将会改变，肥胖也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的结论是：1、健康依赖于很多不同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范围和背景；2、有效的卫生政策要求准确认识不同决定因素所产生的健康效应及其相互作用；3、由于确定性的鉴定试验不可行，所以必须寻求更为宽广的分析技术和数据；4、必须考虑提高健康措施的成本，不考虑成本的措施不可能有效。
(陈秋霖、卢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