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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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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世界性的知识革命过程中呈现的两极分化。早在10年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K·墨菲（K. Murphy）就通过一系列研究揭示，在当今社会里，决定人们间贫富差距的第一位的原因是由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对物质资本的占有。2002年5月，哈佛大学教授P·阿格亨（P.Aghion）在《经济计量》上撰文，提出了两个重要现象：收入在不同群体（受高等教育与没受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收入在教育水平相同的群体内部也拉开了距离。阿格亭的回答是，在工资结构与技术创新过程之间存在着内的联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必然扩大收入的鸿沟。
二是我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与纳税人结构之间错位。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经济主体了，但其仍然是税源的主体；非国有经济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在全部的税收贡献中，则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粗略计算发现，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30%，但国有企业上缴的国税则占全部内资企业上缴国税的66.8%。在内资企业上缴的地税中，国有企业的上缴份额也达到56%。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结构与纳税结构是倒挂的。而导致这种倒挂的根由，是税制调整的滞后。我们已经鼓励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了，但在税制上仍依赖于过去向国有企业征税的办法，目前的工商三税（增值税、营业税与消费税）从本质上说，与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征的工商税有很大的继承性。这种税制对于国有企业来实施也许是有效的，而对于民营企业开征可能就不那么有效。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铤而走险，伪造与卖买增值税的假发票？如果不从制度上深思一下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仅仅强调稽查和打击可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今夏热衷讨论的似乎是个人所得税问题，媒体的焦点在明星、冒尖人物上。其实，个人所得税不是经济结构与税收结构倒挂的主要原因。我不否认有的特殊人物在漏缴个人所得税，也不否认个人所得税有改进、完善的必要。但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税制本身天然地不能有效地征到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者身上。这里最应讨论的不应是个人所得税，而应是营业税。按我国税法，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而开征的。按此定义，营业税的对象包括了第三产业的主体。第三产业在9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2000年，第三产业的产值已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2%，即三分之一，而在该产业内，民营企业已经占绝大部分。营业税是按营业额核算的，可有几家民营企业会如实报告其营业额呢？餐后付账时，有几次能顺利地要到发票呢？
问题与激励机制有关。在美国，住店，吃饭店，付款时消费者与买其它商品一样，在该付的商品价格上会加上一定比率的消费税。提供服务的企业明明白白地看到，这笔税是由消费者付的，其漏税的动力便大大下降了。在我们这里，尽管营业税也是由消费者缴付的，但这笔税（5%）是隐含在价格里面的，服务单位往往认为这笔税是企业在缴纳，由此便会助长漏税动机。为了逃税，索性连营业额也虚报，办法是不给发票。不信你查，有几家餐厅备有发票本？
我们的工商三税的设计有其道理。对于形成物质形态的商品的劳动，开征增值税；对于不形成物质形态商品的劳务，开征营业税；除此外，还再加一道网：消费税。但既然企业对消费税漏缴的动力小，为什么营业税不能与消费税统一呢？其中的麻烦有三：一是，若营业税与消费税统一，那增值税也该与营业税、消费税统一，则就要改增值税为消费税，这是一个颇伤脑筋的敏感区。二是要变营业税为消费税，除非服务费降价，否则在原来的价格上再加一道消费税，老百姓难以承受。政府之所以选择汽车、金银手饰等十来种特种商品开征消费税，也是由于这些是有钱人想买的东西，在价格上再加一定比率的消费税，买者能承受。三是若由消费税来统一营业税与增值税，则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样一来，对于直接的生产活动就都无理由征税了，这会导致许多税种的取消，税收的稽征会转向流通与消费环节，则目前的税制便要大改。任何人想到这里，都会犹豫的。
但扩大消费税的征收面是大势所趋，而且对国家是有益的。而消费税扩大的趋势实质上会最终影响我国目前这种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应该认识到，增值税与营业税，又正是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者漏缴税的体制基础。不信，可以查一下，统计一下，谁是购买假增值税发票的主体？至于民营企业与个人隐去、漏报自己的营业额，这是日常生活中孺幼皆知的事实。有一个谜，存在于我内心已有一年多了：说起来民营企业发展比国营企业好，可为什么在股市上已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绩效一般不如国有企业好呢？股市是一道无情的坎，民营企业的声誉还不足以比过优秀的国有控股企业。而纳税表现，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民营企业上市的先决条件是你先补缴全部税款，先让会计事务所严格查一查，这对相当一批民营企业来说，会是难以承受的“上市成本”。
我并不是主张现在就大改我们的税制。税制需要稳定。与任何体制变迁一样，渐变是一种低成本的改革方式。在目前的税制前提下，可以着手做的，当然是加强对企业、个人的会计审稽与督查，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严格征收。中国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在过去的10年内的确扩大了。研究表明，到1995年中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达0.45，比80年代上升了0.1还多。人们当然会对少数人以权暴富，以偷税漏税而致富的行为深恶痛疾，但作为决策者，不妨想一想，中国的收入差距之扩大难道主要是由于个人所得税漏缴所引起的吗？进一步可以研究问题是：把税收问题的注意力引向加强直接税，或对于资本所得征税，是否是正确的税制改革方向？我国的税制本来就落后于世界潮流，而最近20年来，国际上税制改革的潮流是轻直接税、重视以消费税为主体的间接税，这是发达国家经历了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的以直接税为税收主体的过程后，所作出的理论反思。其理论依据是，当今的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垄断势力比比皆是，政府税收类似于垄断的价格加成，若政府对资本所得征税，就会在垄断价格加成上再进一步使资本品价格偏离边际成本，使资源配置愈加扭曲。这番道理，诺贝尔奖得主米尔利斯教授已讲了三十年了，最近又由K·贾德（K·Judd）讲了一遍（见《美国经济评论》2002年5月号第417—421页）。这对重视所得税、轻视消费税的政策与舆论导向，应该是一种严肃的警示。
其实要说不公平，中国最大的不公还是城乡差别。拿个人所得税来说，起征点是月收入800元。若用这个标准对待农民，则广大农民不应承担所得税。但农民实质上承担了另一种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税法说明，农业税开征的理由就是为了调节收入，因而农业税是农民承担的所得税。其实，农业税是一开国就开征的老税种，以前有其开征理由，到今天每年税额也不到500亿元。理论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已多次提出取消它算了。这里，只是从公平的准则出发，给关心农民疾苦的政府提供一个取消农业税的理由，让全民在按所得纳税这一点上实现起码的公平。
如果我们能从今夏这场税收的议论中认真思考一下我国税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从根本上确立节收入分配的原则、改变中国目前的这种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倒挂的现象，这会是一件好事。在笔者看来，开征遗产税，扩大消费税，取消农业税，可能是近期可以做的三件事。至于要求打击、消除少数人凭权贵暴富，这就逾越了税制改革的范围。因为征税，历来只是对合法的行为与收入开征，对于非法行为，税制是无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