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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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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第六届年会系列简报之五
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环境压力和环境政策问题的报告内容。
Don Fullerston教授：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政策
美国Texas Austin大学Don Fullerston教授介绍了环境政策的现实选择及其理论依据，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环境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处理环境问题的合适的政策工具。通常考虑的可能方案有庇古税、排污权交易、命令和控制措施。庇古税即为污染税，是Pigou（1920）提出的。既可以是对污染直接征税，也可以是对减少污染行为补贴。可交易的排污权可以由政府发给厂商，厂商间可以一定价格交易，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出售。命令和控制措施是政府直接管制污染。可以是投立工厂的排放标准，也可以要求工厂达到某种技术标准。科斯的产权解，是明晰地界定产权，并在完美市场下交易产权。产权可以赋予污染者，也可以赋予“受害者”。
评判这些方法的标准很多。我们可以罗列如下：经济效率、管理效率、是否便于监视和实施、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政治和伦理上的考虑、公平和分配上的影响、是否会产生垄断等其它扭曲、是否有弹性以动态调整。因此，难以判断哪一种是最好的。但通常的出发点是经济效率。
通常经济学家们喜欢通过市场办法、通过征收污染税来解决问题。假设对每单位废物收税，并存在两个不同的处理污染的边际成本。这可以是表示两个厂商、两种处理方法、两个行业、甚至两个国家。其中一条成本曲线较高，另一个较低，因此会有不同的最佳处理量。通过政府控制和命令的办法处理污染，在政府确切地知道成本函数时，有可能要求正确的处理水平。但如果不知道，就不会有效地排放和处理污染。比如假设政府规定了一个在处于高、低成本下的最佳处理量之间的标准。对于高成本而言，其边际处理成本高于最优时成本，造成福利损失；同样地，低成本下相对最优时处理量较少，也造成福利损失。污染与劳动和资本一样，具有投入性质，产出需要污染。而污染税改变了污染的相对要素价格，通过替代效应，厂商会用干净的投入，如劳动、资本，替代污染。同时，提高了产出价格，通过产出效应，使用污染较多产品的消费会减少。
然而庇古税是难以实施的，因为排放量难以正确度量，征收也难以使用通常的通过交易征收的办法。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两部分工具法。即不直接向污染收税，因为污染难以交易，而向可以交易的对象比如产出来收税。这个方法同庇古税是同样有效率的。对干净的投入补贴可以改变相对价格，并通过替代效应减少污染，但补贴降低了产出的成本和价格；对产出征税可以提高产出价格，并通过产出效应减少污染。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许多方面。例如，治理工业排放可以补贴对废物处理，对产出征税；治理过多私人用车造成的交通堵塞可以补贴公共交通；控制家庭废物可以补贴收集废物，对所有废物再利用的行为进行补贴。
所以，对于控制污染的方法而言，通过激励总是比通过管制好。如果可以度量污染的排放，那么直接应用庇古税是有效率的；如果不能，可以使用两部分工具法；即便两部分工具法也不完美，同时使用两种工具比仅用征税或仅用补贴都好。
胡鞍钢教授：水资源短缺和水权交易问题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讨论了水权交易和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下面是他发言的内容摘要。
目前中国水资源非常短缺，并出现了“水危机”。中国的淡水量很少，仅用世界7％的淡水量来维持世界21％的人口。而且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十分不均匀。中国北方拥有中国42％的可耕地，而地表径流只占全国的8％。1997年，黄河断流了227天。在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每年由于缺水造成的工业损失多达2000亿人民币。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会问一个问题：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可以运行吗？如果可以，它能起什么作用？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在其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另一种截然相反，认为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令人怀疑；第三种看法认为其作用有限。
水资源和一般的经济物品的配置不同，有一些的特点。水不仅是人类重要的经济物品，而且是生态系统和地球上所有生物最重要的自 然资源。通常，管理水资源最核心考虑是安全问题。另外，平等和社会可接受性也是常常被优先考虑的。
大多数人认为调配水资源的两种基本方式是基于行政的机制和基于市场的机制。实际中采用何种方法应取决于其成本和收益。基于行政的方法好处是它容易满足人们对社会文化、安全和平等的关切。但同时，行政方法的效率较低，并可能存在政府失效的问题。随着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行政方法的机会成本在上升，引入市场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有效的水资源交易体系取决于低的运行市场系统的运营成本和低的由行政方法向市场方法转型成本。而引入市场机制的一个途径是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所谓水权是水的产权，是围绕着水资源的一系列权利。水权市场就是各平等主体通过价格机制交易水权的场所与制度。
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我们发现水资源的日益匮乏是引入水权交易的最本质的推动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引入市场的好处，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在所研究的案例中，行政机制的成本高昂，而引入市场机制的转型成本低廉。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水资源管理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改进现有的行政系统的效率，并部分引入水权市场。因为现有的行政系统仍然有效，而且由于运营成本和转型成本较高，水权市场尚不能完全代替它。目前，水权市场只是通过行政系统按配额分配水资源的辅助工具。但在将来，随着行政调配机制的成本上升和市场调配机制的成本降低，水权市场将不断发展。
另外，水资源配置应当在政府有力的监管和监视之下运行。尽管市场机制在解决当前水资源短缺的危机中作用有限，但在政策上它仍值得探索和发展。实际上，对水资源利用没有什么制度性限制，可以任意获得，从而导致对水资源过度开采、低效率利用和破坏，形成了“水危机”。当前“水危机”的实质是由于国家对制度建设投入不足造成了“政府缺位”。因此，良好的水资源治理呼唤制度建设。这需要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工程建设。
（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