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和货币政策

                                   ——第七届“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七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于2005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就中美宏观经济问题、银行与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税收政策、管制与经济秩序、移民与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退休社会保障、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第二期简报报道银行及货币政策方面研讨内容。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有银行改革及入世后中国银行体系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有着很重要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53.6%,贷款的比例则占到贷款总额的53.4%。但是，另一方面，按照银行资产的五级分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为15.6%。至今，中国按时履行了入世的承诺。入世之初，中国就全面放开了外汇业务；2003年12月，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其人民币业务客户已经发展到了中资企业。目前，有16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进行人民币业务，到2005年年底，将在此基础上增加西安等4个城市；而到2006年年底，将取消所有的地域限制，同时开放中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也就是说到2006年底，中资银行将面临来自外资银行的本外币业务的全面竞争。在股权改革方面，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总额的上限是25%，而单个外资投资者参股的上限是20%。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面，1993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是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在管理上按照事业单位来进行。1993年以后，确立了商业银行是特殊的企业的属性和商业化改革的目标。这个认识就体现在1995年通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法》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前及其初期，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资金基本上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因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除了一小部分是经营管理不善带来的以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转型成本的体现。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从1993年以来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到1995年，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加强了经营管理，努力从这个方面减少不良资产，强化贷款责任制，并发行了2700亿的国债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第二个阶段是从1999年开始，大量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由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共剥离1.4亿不良资产。在这个阶段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风险控制为目标，加强内部制度的建设；第二是集中业务管理权限，实行扁平化管理；第三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银行运作的效率。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用外汇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

两次注资的原因是，由于第一次注资资本金补充的渠道不畅，也由于当时对于不良资产分类不当，与现在按照巴塞尔协议和五级分类标准分类不同，分类后资产质量有所下降，因而造成了资本金的不足。银监会强调2006年年底，当所有业务向外资银行开放后，中资商业银行也必须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但国有商业银行达不到，所以才进行了第二次注资。

目前所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分为四个步骤：第一的财务重组，第二是核销呆坏账，第三是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第四是准备公开上市。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为例，在利用各种资源完成第一、第二步骤之后，两个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达到了0%，然后国家对两个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两个银行还发行了次级债券提高自身的资本金充足率。在财务重组过程中，中国银行核销了资产损失1795亿元，而建设银行核销了1075.5亿元资产损失。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转换经营经营机制、加强市场约束，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核心是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出资方代表，即汇金公司；第二是完善董事会，汇金派出了包括董事长在内的7名专业董事，还设立了独立董事，注重了董事会的专业水准，并把原有的外部监事会变成了内部监事会。为了促进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我们还提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任务。引进战略投资者不只是为了引进资金，更主要的是引进管理机制、改进管理水平，因为在完善治理结构方面，人的管理是很重要的。如果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改变了董事会的构成，对于完善人力资源的管理是有好处的。另外一项措施是加强风险控制，其中第一就是业务流程的再造。在1993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建立的时候都是按照行政区域来设立的，而且都是按照准法人行事，因而业务的开发和运行流程都是独立完成的。这就不利于同一管理，必须进行流程再造。第二个方面是进行数据集中，只有总行了解了这些数据之后，才可能掌握全行的运行情况和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第三是加强了内部的集合，加强内部控制，上级下派一级检查，并对金额向上级报告。以前，我们按照同级稽核管理，但是在我国的官本位为主的制度环境下，同级稽核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而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将改善稽核效果。第四个方面是加强信息的披露，在健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的过程当中，加强内部约束是第一位的，加强社会监督是第二位的，加强监管是第三位的。

下面介绍一下改革的成效。仍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为例，资本充足率、资产拨备覆盖比例和拨备前利润变化的情况，都达到了要求。今年改革的目标是资产回报率达到0.6%，而世界100家银行10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是1%；而股本的回报率目标是达到11%，而世界100家银行10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是12%到14%；不良资产率目标为下降到3%到5%，而世界100家银行10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到3%；中国银行资产拨备率要达到60%，而2004年底已经达到71%，建设银行的资产拨备率要到80%，而2004年底已经达到70%，完成目标是不成问题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状和今年的目标与世界前沿水平仍有差距，但是我们有信心循序渐进的提高和进步。只要充分认识到改革中的问题，这些困难都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Anil Kashyap（美国芝加哥大学）：货币政策的传递

利率对于产出的影响已经有了经典的、被广泛认可的理论解释。预料之外的利率上升导致产出下降，而价格下降在产出下降之后。但仅仅知道提高利率会减缓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帮助的。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央行调整利率，会影响货币需求。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利率变化对汇率的影响以及单独的汇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利率变化对于可获得的信贷额度的影响，即对借款者或者家庭的影响，更具体地是利率变化对于银行及其客户行为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通过怎样的渠道影响经济。如果改变了隔夜拆借利率，由于价格粘性，真实利率也发生改变；短期名义利率发生变化，短期真实利率也将发生变化。而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没有对真实利率的变化和真实利率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做出完整的描述。例如，绝大多数教科书都没有指出隔夜拆借利率是很重要的经济变量。而且，如果你相信这是现实中货币政策作用的渠道，那么你需要考察隔夜拆借利率对于耐用消费品、投资以及其他货币需求的影响。在中国，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即这是不是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主要渠道。经验上看，如果进行计量回归，会发现短期名义变量将会比长期真实变量对于预测各种经济变量更有效。经验数据也表明，这是在美国这是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主要渠道，而且没有人会怀疑在小型开放性经济中，这个作用机制也同样适用。

实际上，如果提高利率，汇率会向着与理论预测相反的方向变化。这是因为如果你提高利率导致国内经济衰退，进口急剧下降，而出口没有太多变化，结果就是净出口增加，即使汇率向着不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这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但是就政策实施来说就是不容易控制的不确定性。在利率变化的前提下，很难预测经济变量的变化。英国中央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们所作的预测中，对于很多的变量都假设为不变，例如汇率就假设为不变。这些都是考察汇率变化和货币政策遇到的挑战。

当把一个宏观经济视为只有货币和债券时，你认为货币及其利率是所关心的变量，也是央行可以影响的变量。而其他的所有金融资产都归为债券，并且假设所有的资产的回报率都是相同的。但是这里有很多扩展的方向，任何一种扩展都使得模型偏离两种资产的模式，并且更加复杂化。一个例子是，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已有的文献中有一种“资产平衡表”理论，借款者的净资产价值是问题的中心。如果假设借款者有未来现金流，现在破产将导致未来现金流的可获得性受到损失，那么现在利率变化就不仅有单方面的影响。这方面以及其他可能带来的影响都有可能与货币政策的初衷相反，这时衡量各种作用的大小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也就是考察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挑战。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1980年到2004年的利率政策

研究中国利率政策的动机有三个：第一，利率是中国少数几个还未自由化、市场化的价格之一；第二，为什么利率迟迟不能市场化；第三，中国利率政策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即利率调整的中国模式。进一步具体化的研究工作是：第一，描述和整理过去25年来的利率改革；第二是提出了六个关于中国利率政策决策的假说；最后，通过实证检验来找出一个简单的关于利率政策变化的解释。

回顾中国利率的历史水平，我们主要考察了真实储蓄利率和真实贷款利率。对比这两种利率，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年份，储蓄利率甚至高于贷款利率，并且两者之间的利差很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差距接近于零。进一步地，利率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85年，这段时期中央银行建成，利率开始成为政策工具变量；在此之前只有一家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合二为一的银行，叫做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单一银行；在第二个阶段，利率开始了频繁的调整，这段时期有着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第三个阶段，名义利率开始逐步下调，这时宏观经济经历着低通货膨胀甚至是通货紧缩。

在第一个阶段，这时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必须向政府缴纳税收和所有的利润，同时企业也依赖政府分配的资金来进行投资，而这种资金也是没有成本的。利率在这段时间不是政策工具变量，家庭储蓄率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低的。政府逐步提高名义利率，以此来强调这一变量的重要性，同时逐步完善利率结构，初期利率只有1年期和5年期的，而现在利率有了1年期、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第二阶段是从1986年至1996年，可以观察到相对波动的利率水平。十年间出现了两次利率水平的顶峰，一次是1989年，1年期利率水平为11%，另一次是1993年，1年期利率水平为10.9%，而最低的是1991年7.56%，绝对水平也较高。在这一时期，关于利率政策的利益集团也开始形成。有三个可以确认的利益集团，一是储蓄者，二是国有企业，三是国有商业银行。这段时期还实施了多项利率改革，最有意思的是建立了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利率从1996年开始市场化，而且国债利率也开始以拍卖的形势定价。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利率水平持续下降，1年期储蓄利率从11%下降到2%，而通货紧缩成为宏观经济的特点。1996年开始经济软着陆，国有企业的经营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帮助国有企业成为了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在金融部门改革方面，政府滥用了当时很重要的贷款额度。1998年之前，政府将贷款额度计划分配给每个省市、每个支行，无论一个银行能吸引多少存款，只能在贷款额度之内放出贷款。这是一种宏观调控的措施，控制过热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还加强了对贷款利率浮动的干预，银行贷款利率在央行规定基准利率的0.9倍至1.7倍至间浮动，而对农业银行来说，这个上限是2倍的基准利率。这也就是逐步的贷款利率自由化。

这里有六个可能的利率政策决定性因素。第一种假说是中央银行希望降低利率来保护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商业银行最大的客户，并且在国企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几乎完全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是为其投资融资的不可替代的渠道。第二种假说是利率代表政府的借款成本，中国政府通过借贷来支持改革，这是转型经济的特征，政府通过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渠道融资来补充税收相对于支出的不足。第三种假说是利率政策是为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判断贷款项目的质量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提高利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帮助并不大。但是提高储蓄利率将必定会伤害商业银行的利益。其余三个假说在论文中有详细描述。而对于这些假说的实证检验，现在还在进行中。

（张璐、卢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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