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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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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期延长对于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成本高昂并且对宏观经济也有深刻影响，因此劳动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决定失业期间长度的因素。多数早期研究使用的是美国的数据并且集中研究失业保险是否对工作产生负的激励。而转型经济的研究面临新的问题：政府要同时平衡为下岗工人提供高额保障金的压力与加速结构调整、避免高成本的福利项目的需求。此外，与对美国的研究不同，对东欧转型经济失业期间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失业保险对再就业的负激励效用。中国的再就业问题尤其有吸引力，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其重组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并且中国提供了一些特别的研究优势：城市失业工人的补助非常不平等，提供了补助的外生变动；多数城市居民居住在单位小区，并且城市居民的流动性有限，减少了个人对社区的自选择。
各种就业激励措施作用不明显的一种解释是转型经济的制度缺陷阻碍了寻找工作的进程。因为不存在正规的协助就业的机构，即使存在可能也是新成立的、无效的，习惯于终身工作制的工人并不熟悉找工作的过程并且感觉缺乏工作机会的信息。在中国，下岗工人通常住在原企业的小区，形成与工作人群的隔离，因此工作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在找到新工作的能力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社会关系在找工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广泛的认识。根据调查美国近50％的新工作是通过社会关系推荐找到的。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在找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转型国家此方面的研究却不多。尽管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加，但是实证的证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几乎未取得什么进展。主要是因为基于失业保险或失业历史数据的研究缺乏信息源方面的数据。而有些研究发现通过亲友找到的工作工资通常高于通过其他渠道找到的工作，但是此类研究受到内生性问题的挑战。
帕克教授使用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学所所做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的数据检验了信息和激励对失业长度的影响，实证估计了再就业率是如何由社会关系和正规机构的存在决定的。该调查于2001年11月在中国的五个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阳、武汉、西安进行，城市的选取提供了地区的多样性以及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不同的发展程度。抽样根据各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因此将近半数的样本来自两个沿海的城市。在每个城市根据人口比例进行抽样，平均来说每个城区抽取15个样本，每个城市近70个城区。抽样家庭16岁以上不在学校的成员都要接受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工作历史还有关于劳动者家庭的详细信息。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特别将同一城市的亲戚数作为工人社会关系的衡量。帕克教授的文章还研究了社区就业指导中心对再就业的影响以及决定工作激励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公共补助的可获得性以及家庭人口学。以下是实证研究的一些结果。
实证研究表明再就业可能性与教育正相关而与年龄负相关，并且40岁的边际影响对女性更大。家庭成员的结构对劳动供给特别是女性就业决策有影响。特别的，如果家庭中有6－12岁的儿童，40岁男性1年内再就业的可能性高39％。我们发现享受提前退休补贴的男性和女性一年内再就业的可能性分别小70％、50％。居住在单位所有的住房同样提供了类似住房补贴的补助从而提高了保留工资，注意到仍居住在单位住房的男性1年内在就业的可能性低26％，但是此因素对女性再就业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信息方面，发现2000年社区失业人口与2001年社区就业服务的提供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提供此类服务可能源于该社区居住的下岗工人的需求。并且社区的人口与平均财富水平对提供此类服务同样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当把就业指导作为潜在的信息源时要对以上变量进行控制。
获得失业补助（下岗补助或失业补助）的能力使男性1年内再就业的可能性下降了37％，但对女性没用影响。家庭社会关系提供了加速再就业的一种方式，并且说明缺乏信息是再就业缓慢的重要因素。
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和再就业明显受到成年子女年龄的影响。不论是否家庭成员，18－23岁成年儿童的存在使女性1年内再就业可能性提高了60％，这里不得不提供大学学费是可能的原因。相反，有28岁以上子女的女性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小，或许因为此时女性不需要在工作为家庭 提供财政上的支持。
即使控制了住房补贴和现金福利，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对再就业率仍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个发现说明如果是因为对下岗工人的劳动技能没有需求而不是因为劳动力自身的供给决策导致再就业的困难，则国有企业员工可能经历更严重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