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5日，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D·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在经济中心致福轩作了一个题为“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讲座。他首先指出，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城乡差距在扩大，而后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三个原因：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物质资本投资的差别。最后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下是其讲座摘要。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1998年，城市的消费、收入和生活费用分别为6182元、5425.1元和4331.6元，而农村的这几个数据分别是1895元、2162.0元和1590.3元。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其次，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很显然，限制移民促使了城乡差距的产生。

    第三，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也是一个影响他们收入的重要因素。首先，无论是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部门工作，无论在农村劳动还是城市打工，农民接受的教育都会影响他们的生产率；其次，教育也会影响农民移民到城市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1982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第一产业36%的劳动力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其他部门工人这一比率是7%，就职工平均在校时间而言，前者是4.8年，后者是8.6年。199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第一产业有22%的劳动力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其他部门已经降到3%，职工在校时间分别升为5.8和9.5年，两者的差距并未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是，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收入增长3.5%至5.5%。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时间增加4年，达到城市的水平，则城乡工人的收入差距将会减少15%-20%。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在农业活动应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上学的回报将会增加，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四个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城乡获得信贷和投资的巨大差别。投资的分布与人口分布相比极其不协调，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这一扭曲。1998年，国有企业得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4%。国有企业人均总资本投资为16923元，农村集体企业为2584元。同年，农业的资本建设花费的比例为1.9%。银行的短期贷款也是一个说明农村地区获得信贷是否受限制的指标。1998年，农业获得当年总贷款的7%，乡镇企业得到9%，这16个百分点背后是70%的农村人口。

    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放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那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对中国的农村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约翰逊教授对中国乡镇企业未来的竞争力表示忧虑。乡镇企业一般有两个重要的经济特征：规模小、人均资本占有量低。一般来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程度将提高，进而提高生产力。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村子的人口最多几千人，由于规模的限制，乡镇企业将不得不放弃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增加工资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根据一项研究发现，乡镇企业与城市地区的距离对产出、就业和资本存量有很强的影响。与城镇的距离下降1个百分点，产出和就业将分别增加25％和20％（其他变量如劳动力、公路密度等保持不变）。这也就说，与城市距离的远近将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继续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怎样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呢？约翰逊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将农村的工业转移到城镇，农村劳动力到城镇上班。这就要求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包括公路、公交系统等。同时，如果不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如修建自来水系统、电力系统（电价要合理）、电视信号的接受系统，那么也不大可能减少农村人口的外移；如果不改变当前对乡镇企业信贷投资歧视性的政策，乡镇企业向城镇的转移也将无法阻止农村人口的外移。

    最后，农村地区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终身的。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其对收入的影响将在2030年或以后强烈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