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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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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BER-CCER第三届年会上，香港大学的李道葵教授做了有关银行匿名制的报告，介绍了他与白重恩，钱颖一，王一江合写的文章《匿名制限制了政府预测-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下面是报告的简介。
尽管中国还未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些“惯例制度”（conventional institution），包括法律制度、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等，但中国经济自78年以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经济学上一个的谜。根据传统的思想，在没有建立惯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难以承诺不对私人经济进行任意的干预（包括任意的税收和各种费），因此私人的激励低下，并进而导致经济难以快速增长。在对这个谜的解释中，有两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第一，在建立传统的市场经济之前，中国的改革如何使政府的不干预的承诺变得可信，从而给予私人以激励；第二，为何一个未受约束的政府有激励约束自己，即政府如何从改革中获利。
答案的关键在于银行匿名制和温和的金融压制。
银行匿名制意味着政府放松了对现金交易使用的限制。改革前，超过30元的现金交易就必须通过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这一比例逐渐放松。在1978年，流通中的现金占GDP的比例小于6%，而到了9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7%，最近几年为13%。这种放松意味着政府不能观察到交易收入。银行匿名制同时意味着政府不知道个人的财富。这两点使得政府难以随意的干预。但在银行匿名制的同时，国家保持了一定的金融压制，即国家仍控制着金融部门和利率调整，同时还管制着国际资本流动。这种金融压制使得国家能从金融系统获得可观的准金融收入（Quasi-fiscal revenue）。
模型假设居民和政府分两阶段博弈，居民在第一阶段工作并消费，得到一定产出，第二阶段只消费。居民决定努力水平，消费量，而政府决定税收。以第二期所需的最低消费高低来区分居民的两种类型，政府不知道居民的类型。在匿名制的时候，政府还面对着产出的不可观察。在政府能观察到居民的产出水平时，政府可直接对产出征税，最后均衡是：国家给所有人提供同一水平的消费，收走所有剩余产出，所有人都提供低努力水平。其直觉是当国家不能使承诺可信时，对所有可观察的收入其事后的边际税率都将达到100%，给予私人的激励很低。
在匿名制下，政府只能观察到居民的总储蓄，因此只能对储蓄征一个统一的税，而且国家存在一个上限，超过这一上限，那些贫困的人可能会难以生存。假设居民的储蓄是税率的减函数，税率为1，储蓄为0，税率为0，储蓄为一半的产出；政府的税率是总储蓄的增函数，当总储蓄未超过所有人都是低消费类型时的储蓄时，税率为0，而当总储蓄超过所有人都是高消费类型时的储蓄时，税率为1。最后均衡是：政府对储蓄征的税率小于1，而居民实现高努力水平，高收入水平。不过这一定理的前提是人均资本不是很高。
从中国的数据来看，由于一定的金融压制，政府的准财政收入在增加，（准财政收入包括货币税和对储蓄的暗税），这一收入在86—94年接近GDP的9%，约为1/3的总财政收入；同时金融深化,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从78年的6%，增加到96年的56%，M2/GDP从78年的小于50%发展到96年的111%。
银行匿名制加上温和的金融压制是一种转型经济制度，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制度既可以提高对个人的激励 ，又不会减少政府收入。然而这仍只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好的选择，中国应继续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银行匿名制将被取消，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将增加，但这些改革必须有配套系统的改革，特别是对约束政府的法律法规的实施。
WTO与中国未来城市化过程的方向
在NBER－CCER的第三届年会上，文贯中教授对加入WTO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以及加入WTO后更有效的城市化方式发表了演讲。他指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或多或少是一种外生的过程，到1980后中国政府仍有食物短缺、失业以及社会秩序混乱等的顾虑，仍不愿意让城市化成为一个内生过程，但是加入WTO会大大降低中国城市化的痛苦与阻力，许多顾虑已可以消除，中国应遵循一个内生的，也即由市场导向的城市化过程，以吸收更多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从聚集效应中获利。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并将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很慢，98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0.4%，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7%。从89-96年，城市个数增长了50%，但1-2百万人口的城市只增长了10%。 城市人口增长了42%，而在城市1-2百万城市里的人口只增长了16%。城市化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他不要求很大的空间，也不需求传统要素投入的增长，因此可以说缓慢地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效率的损失。城市化由所谓的聚集效应驱动，即一大批人们和广商聚集在一个相对小的地方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厂商能够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能更容易接近要素和产品市场，有更多的劳动力，工程师，经理，同时享受知识的溢出效应。
这么慢的城市化进程一部分是因为历史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曾造成的恶果，使中国政府对城市化有很多顾虑。还有一个原因是受其他制度的制约。中国的集体所有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流转，并进而限制城市化。
大跃进期间，中国人为的加速城市进程，上千万农民被送到城市做建设工作、炼钢等，城市人口猛涨，从57年的15.4%到69年的19.7%。 结果是导致了2千万人死于饥荒。血的教训使得中国政府采取十分保守的城市化政策，限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时把粮食问题做为国家安全的头号问题，并坚持要自力更生。到8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才第一次超过了60年。
城市化过程要避免采取外生化的过程，即人为的创造。因为这样的城市往往需要政府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其它地区的牺牲为代价。大跃进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与外生化相对应的是内生化，内生的城市化是由于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吸引人们到这个城市,通过市场自身达到均衡的,最优的城市规模。只有这种城市化，才能真正产生有效的聚集效应。上海等沿海城市在80年代后基本上实现的是内生的城市化增长，城市增长很快，而内地一些城市依靠财政补贴人为的扩大城市规模，造成许多问题，变成中央的一种财政负担。
加入WTO给加快城市化的内生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WTO放松了城市化的两个限制条件。首先是食物供应的波动可以由从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来消除。加入WTO使得中国更容易从其它国家得到粮食；其次，有了更多的接近世界市场的机会，会使得工作机会增加，从而可以吸收更多从农业释放出的劳力，而且中国可以更好的发挥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增加出口。因此加入WTO，政府许多担忧的问题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动力。中国政府应该改变阻碍城市化的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应该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应该放弃外生化的城市化，应该取消对农民的生产计划的限制，给他们迁移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