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8日，美国新桥资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亚洲金融危机和韩国金融重组的启示》的演讲，讨论了东亚经济发展和金融重组的经验教训。单伟建博士曾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J.P摩根银行董事总经理。他主持了美国新桥资本公司对韩国第一银行的收购，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让外国资本掌握国有银行的控股权。现将演讲内容简要摘录如下。

1997年7月，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在18个月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股市的市值（以美元计算的）平均降低了40%，其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股市的市值（以美元计算的）降低了90%。东亚国家在几十年里积累的财富几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亚洲经济经历了奇迹的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将近10%，然而奇迹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次危机促使人们对亚洲经济的发展道路做更深入的思考：亚洲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危机的根源又是什么？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亚洲国家自然资源贫乏，缺少发展资金，因而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比较优势战略，利用自己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换回资金在投资到能够增加出口的部门，进一步扩大出口。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口除了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各国的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GDP增长率。但是在1996年，亚洲各国的出口增长率突然从1995年的30%下降到接近于0甚至为负。亚洲各国出口下降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可能和中国1994年的汇率改革以及1996年日本的进口有关。在另一方面，亚洲各国的进口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而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多余有贸易赢余的国家，大量的外汇资金从贸易流到了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停下来了。贸易项下出现了赤字，就要借钱来弥补。在95年后，东亚各国的外债余额迅速上升，同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也迅速上升。大量的外债、内债使资金仍然流向企业部门，维持着经济的增长。

1980年代以后，欧美公司都开始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集中力量做自己最擅长的某一项业务。在这一时期，日本韩国企业仍然是什么都做，韩国的大宇既生产内衣、家电，也做机械、汽车，还生产飞机和军舰，日本的三菱公司则是很难找到他不生产的产品。尽管如此，日韩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日韩企业的产品、品牌给很多欧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日本韩国企业二十多年里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活动是没有赢利甚至亏损的。既然有亏损不挣钱，那为什么日本韩国企业还要继续做下去呢？原因在于日本韩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和欧美企业要低得多。按欧美企业的资本成本来算的话，日本韩国企业是亏损的，但是因为日本韩国企业有低成本资金的支持，所以他们在世界市场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还能有赢利。

日本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得到低成本资金和两国的金融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的银行体系（香港和新加坡除外）普遍缺乏债信文化，银行职员缺乏分析现金流和信用的能力，没有风险意识。日本韩国的大企业、大财阀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的政策导向促使国内的私人银行把大量资金借给这些大企业集团，而政府为这些大企业集团提供公开的或隐含的担保。因为这些大企业、大财阀一旦破产会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所以银行也相信政府不会让这些企业倒台，从而敢于把钱贷给这些大企业、大财团。同样，政府的担保和迅速扩张的企业业务使外国银行也将大量的资金借给这些大企业、大财团（即便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J.P摩根银行也在1990年代向韩国企业发放了大量贷款，遭受了惨重损失）。从企业经理的角度来说，因为其他企业都在大肆借钱扩张，争夺市场份额，如果自己不借钱扩张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所以借钱扩张是最优的选择。在1990年代初，韩国的企业已经没有赢利了，但企业规模仍然在低成本资金的支持下继续扩张。到1990年代中期，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需求相对不足，亚洲各国相继出现了通货紧缩。泰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泰国破产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无法收回，银行信用紧缩造成更多的企业破产，外资银行也随之迅速撤资，汇率大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并使今日危机蔓延到整个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提供了58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但条件是韩国必须将最大的两家国有银行的控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以改变韩国的金融体制和培养债信文化。在美国新桥资本公司完成了对韩国第一银行的收购以后，标准普尔公司当天就提高了韩国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国际金融界也认为这次收购是一件好事。收购一年来，韩国第一银行已经开始有盈利了，而韩国的其他金融机构则在继续亏损。

最后，单伟建博士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不合理的银行体制，而投机者的炒做只是导火索，银行体制的改革是亚洲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今后。亚洲企业将进行大规模的购并重组以培育核心竞争能力，而这将给金融投资者和战略投资家带来很多的机会。中国的银行体制和韩国的银行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也必须进行银行体制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