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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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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的第二节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胡大源教授做题为“北京沙尘暴的经济分析”的讲演，然后是中央研究院的萧代基教授做题为“流域水污染总量管制：排放交易法则之设计与成本有效性评量”的讲演。两位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两岸治理环境污染的思路，解决对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摘要如下。
胡大源：
尽管目前已进入盛夏，沙尘暴的阴影已渐淡去，然而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今年这样的沙尘暴明年是否还会再来？更何况沙尘暴带来的降尘并非几次降雨就能完全清除，随着北京市繁忙的交通，尘起尘落，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夏季的空气质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环境质量越来越多地受到北京居民、媒体关注。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这既是压力又是机会，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驼鸟的方式对待困难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后患；相反地，正视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制约条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关于沙尘暴的成因，国际已有大量的研究，学术界已形成共识。但是自70年代以来，北京沙尘暴的起源却仍有争议，然而越来越多的依据表明，内蒙古草原的过度开发与北京的沙尘暴有关。草原的开垦和超载放牧使土壤失去了天然保护层，初春的大风天气不仅会造成内蒙古草原严重的风蚀，而且有可能形成沙尘暴天气，加重下风地区的空气污染。
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于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空气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倍至5倍。污染空气中颗粒物并非都是沙尘。一项关于颗粒物污染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主要城市沙尘约占颗粒物污染总量的40％至60％。
空气中的沙尘是在特定天气条件下风蚀的结果。风蚀的出现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强风，二是裸露的地面，三是疏松的表土。要控制风蚀，相应地通常采取三种措施。一是防风林，二是退耕还牧，三是土壤保持耕作法（如少耕、免耕及轮作）。从控制风蚀的效果来看，退耕还牧最好，其次是防风林，第三是土壤保持耕作法。如果不考虑外部影响，从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来看，土壤保持耕作法最好，其次是退耕还牧，最后是防风林。
无论采用那一种控制措施，都会涉及相当数量的初始费用。这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个问题：谁应该承担这笔降低污染的费用？沙尘暴的出现尽管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效应问题，上风地区的风蚀导致下风地区的空气污染，责任似乎很明显。依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这笔费用显然应该由内蒙古的农牧民来承担。然而，内蒙古草原的开垦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60至70年代大规模的破坏草原植开荒，以及后来的“以粮为纲”、粮食分省自给政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完全让当地农牧民来承担治理风蚀成本是不公平的。此外，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坝上地区，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停止耕作将意味着剥夺当地农民的为生之道，使现已很贫困的地区雪上加霜。
有没有可能由相对解决条件较好的北京居民提供支持，帮助贫困的上风地区治理风蚀问题，共同享受环境改善的效益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6年曾经与北京市的有关单位合作，进行了一次关于北京市居民对城市环境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对北京市自然环境的满意程度普遍低于可接受水平，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空气质量。当问到通过在上风地区采取土壤保护措施来减少颗粒物污染时，调查结果还表明，北京居民平均每户每年愿意支付157元来支持这项行动。这一数额虽不很大，但却反映了北京地区居民希望治理沙尘污染的愿望。如果将这一结果推广到城近郊的200万户居民，总的支付意愿则高达3亿元以上。而且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支付意愿将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北京居民的支付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蒙古高原风蚀治理的外部效益。如果将这一外部效益考虑进来，内蒙古高原风蚀治理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将发生变化，最能控制风蚀的退耕还牧措施效益最好，其次是土壤保持耕作法，最后是防风林。
萧代基：
为避免污染持续的增长，台湾目前在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管制上，都是采用总量直接管制的方法，把污染量控制在环境所能容忍的某一范围之内。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有很多方法可以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是行政管制，但是这种方法缺乏弹性，而且在长期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控制排放总量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另一种既具有经济上的激励效应，又能够实现排放总量控制的办法是排放交易制度，这种方法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
排放交易在制度设计上最重要的一环是交易法则的设计。我们的这项研究利用河川流向、自然条件和污染排放效果等特性，将河川流域以集中污染区为单位划分为各子分区，在依各区的污染承受能力分配排放许可证给区内的污染源，而由污染源之间通过交易比进行交易，并禁止上游污染源向下游者购买许可证。交易比法则与传统的政府管制相比具有很多优点。首先，政府不需要对每笔交易进行认证和模拟，并能避免传统做法下所必然带来的高行政成本、高交易成本和搭便车行为等问题，同时自然环境也可以因为交易的推广而得到改善。其次，排放交易能降低环境保护对经济的冲击，行政管制却容易造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再次，采育交易的污染源数目越大，成本节省就越大，污染去除率也会越高。最后，不管是环境品质的维护与改善效果或是总污染防治成本的节省效果，也不论有没有考虑交易成本，排放许可证交易都比现行的排放抵还证交易好，后者由于重重限制，使得采用排放证交易的好处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