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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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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9日，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John Gales教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开放劳动力市场对农户应付风险能力的影响”的讲座，现摘要如下。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地区，外生冲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加剧了农业人口的贫困。面对外生的冲击，农民如何做出理性的决策，在冲击发生前合理的分配资源，尽可能的降低面临的风险，以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消费水平，这是近来关于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侧重点。关于这方面还有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集中在冲击发生之后信贷市场的交易、农户储蓄的耗用、农户对非农生产活动的参与，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几个方面。
总体来看，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对静止的农村经济。而对于那些正处在经济剧烈变革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地区，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农民如何正确的处理风险、应付冲击，以及传统的处理风险的机制还能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仍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从事这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过去的15年中，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都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一过程尽管并不平坦，但成就是显著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不但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降低农业产量波动对收入影响的有效手段。当然，由于各个农户在产业间转移劳动力的难易程度不一样，他们从劳动力市场发展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会不会降低农业生产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国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自然实验的场景，通过对12年来村级和农户面板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的研究证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生产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时我们的研究发现，非农劳动力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在所有的农业地区之间均匀的分配。随着农村与非农劳动力市场联系的日趋加强，越是富裕的农户越能够通过非农劳动力市场降低农业生产波动对其收入的影响。
这项研究所要面对的一个困难是，农民对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可能是由已经发生的外部冲击造成的。如果这一条成立的话，那么外生的地域因素将是决定农民与非农劳动力市场联系密切程度的重要变量。然而，有证据表明，过去有没有迁徙的历史比外生的地域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是否加入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可见，农民加入非农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是农民为减少未来的外生冲击对收入的影响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通过对某些外生变量的控制，这项研究把是否参与非农劳动力市场变成了一个完全有农民自己控制的变量，结果表明参与非农劳动力市场大大降低了农民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
另外，这项研究也认识到由于当地企业的产权结构和佣工行为的差别，各地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将会有很大的区别。由于在集体企业中就业往往需要村镇领导的推荐，因此可以把这些企业内部的佣工制度看作是一种配给制。那么当外生的农业冲击发生时，就很难看到由这些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会显著的降低冲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尽管私人企业由于政治原因只能雇佣较少的工人，但它们在当地经济状况不佳时却可以更容易的解雇工人。由于本次研究使用的是村级调查的数据，所以我们可以把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明确了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外部冲击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而私人企业的发展给农户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进而可以帮助农户更好的分享非农劳动力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同时，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也是帮助农户降低外生冲击影响的重要手段。
非农劳动力市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还有些令人疑惑—在外生冲击之下，农户收入和消费的变化不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本次研究的重点是农户怎样平滑整体冲击对个体造成的影响。而对于样本中的贫困人口而言，由于事前农户采取了一些降低风险的做法，很可能个体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其次，贫困地区所处的位置往往是非农劳动力市场并不发达的地区，这也大大降低了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平滑作用。
向非农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户风险的作用加以更多的关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很必要的。这是因为最近两年来，无论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发展非农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问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减少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之间为争夺工作岗位而进行的竞争。本项研究的分析指出，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将会在两个方面对农民的收入产生影响。一方面，农村人口的直接收入将会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化解农业生产冲击的能力也会下降。事实上，这次研究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进一步减少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壁垒，将会显著的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