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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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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8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人口增长和经济财富》的演讲，讨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简要摘录如下。
长期以来，有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增长越快，人口总数越多，平均每个人所能拥有财富就越少，生活水平就越低。但是，人类历史几万年来的经验事实却不支持这一观点，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增长速度很慢，人口总数很低时，人们都很贫穷，大多数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人均寿命也很短。但是，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总数的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却不断提高，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收入和人均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数都不断提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末的欧洲，食物供给的增长将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最后只能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的发生与人口规模是无关的。一个地区人口密度的高低对这一地区的食物衣物的供给能力并没有多大影响，食物供给不足的原因并不是耕地的不足，而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中国和俄国的人口密度相差很大，但在19世纪两国都发生了饥荒，其原因在于两国的农业生产率都很低。在《人口原理》一书出版后，马尔萨斯改变了观点，他指出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民的生活条件显著地改善了，死于饥荒和瘟疫人比前几个世纪减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长和食物的供不应求，欧洲人开始主动控制生育以为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全世界的人口总数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发展中国家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数这几个指标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日渐缩小。总之，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在人口总数迅速增加，而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全球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能够不断上升呢？显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人们拥有更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是能够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或是帮助人类找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替代品。
知识的积累增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人口的增加所导致的。首先，人口总数越大，某项知识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也就越大，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探求知识的活动中的激励就越强。其次，今天的人类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但是现在的人口总数比以前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因而能够做出重大发现增加知识积累的人也就比以往多很多。此外，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的扩大，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更多的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得以建立扩大。这些机构专门从事探求知识、传播知识的工作，因而大大地加快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最近两百年来人类生育率的稳步下降验证了一种家庭决策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认为：当父母从一个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高于这个孩子带来的成本时，父母就会生下这个孩子。在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很低时，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和生病时提供生活保障。因此在此社会中的任何收入水平下，孩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用，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孩子对增加父母的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所作的直接贡献会逐渐减少，在城市地区甚至会变成负值。即使是在收入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子女对家庭当前收入的贡献也很有限，因此在这些地区农村的生育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了城市地区的水平。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从其子女自身的成长中所获得的效用或满意程度则会随之增加，因此父母会更加注重子女素质的提高，这体现为加大对孩子的投资，比如教育投资。这也就是说，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生育子女成为一种消费行为。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及工资水平的提高，妇女的时间价值变得更高了，而母亲的时间投入又是生育孩子的主要成本，因此，生育子女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其结果是生育率同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呈负相关。目前在许多国家，如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欧洲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国家，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水平。
知识的积累引起了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高。但是，人们的生育率并没有随着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提高。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显著地降低了，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使父母们不再想要很多的孩子。首先，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使父母们只要生更少的孩子就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妇女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此，妇女们的时间价值也在不断上升，这就增加了她们生育子女的成本，使她们生育子女的积极性降低。而且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也更独立自主，更善于使用各种避孕措施。最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们会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生育更多的子女。父母们希望孩子能够受更好的教育，取得更高的成就，子女的高质量替代了子女的数量。在农村地区，由于没有其他的养老手段，养儿防老的客观需要使农村地区的生育率难以迅速下降。在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所有权可以作为一种替代的养老手段。如果既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土地所有权，对大多数社会里的农村居民来说，为了应付年老时的疾病、伤残而拥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抚养子女的支出挤出了投资，因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作用。但是，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全部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生育率或十五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的高低对投资的多少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抚育子女并没有挤出投资，而是调整了父母的消费结构。父母和政府在孩子身上的投资增加了一国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最近几年，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在1970-1990年代的30年里中国少出生了3亿人。但这一论断的假设是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在1970年的高水平上，而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中国在这30年里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不会使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不变。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上升都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在未来的20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可能不会很大。如果更多的农村女孩能够接受中学教育，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持续上升，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会有显著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些措施可以在家庭自愿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它们是：为农村劳动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户土地所有权；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的种类，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在农村地区大力普及中学教育，免除所有的学杂费。中国拥有在农村教育体系内实施上述变革所需的资源。
有些人常常低估农村人口对中国总体发展包括知识创新所做出的贡献。他们认为，大量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人口不可能促进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增加只会对中国的福利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但近些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农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积极地响应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才使得中国经济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农村地区不仅在生产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对科技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农村科研人员在高产小麦和高产水稻的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研制出了杂交水稻，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1999年中国出产的棉花有一半是用的中国自己开发的一个品种。该品种含有一种天然的杀虫剂，使化学杀虫剂的用量减少了75％。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足以同世界上其它地区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