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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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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教授：
刚才宋国青教授提到伴随着货币供给速度上升，广义货币与GNP的比例是下降的。这个现象只对92－93年间很短段一时间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把观察的时间放的更长到2000年，就会发现92年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造成大量呆帐，导致了近几年广义货币与GNP比例的大幅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企业的微观机制没有改善，积累的大量的不良资产和生产过剩，为今天的通货紧缩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不能同意进一步放松货币的主张。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产权问题是造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过多，对产权的保护不足，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自己的管制之中，就会扼杀经济个体的活力。如果现在政府下决心保护产权，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加强对私人老板的保护，那么在个体的活力被激发出以后，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增长点。同时，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也有利于把经济中大量过剩、无效的供给淘汰出来。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这种由政府主导，加强投资力度的增长方式效率也是很低的。为了实现一定量的经济增长率，我们牺牲了大量的资源，而且税收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对经济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更何况，许多政府花了大钱搞起来的投资项目，能解决的就业也是很有限的，真正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要靠民营企业。所以说，只有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才能真正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活力。
宋国青教授：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有一个批评。在经济现实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供给指向哪里，货币需求也会指向哪里，因此总需求应当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总需求调节不动，这说明经济中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供给过剩，那么单纯的限产压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债务通货紧缩，那么限产的措施会适得其反：人们更穷了，也更难以得到贷款，现期利润会进一步下降，更会加重通货紧缩。
林毅夫教授：
对于产权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对产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了。即使在产权保护不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也是一放就活，但这次尽管中国用了很多刺激的手段，经济仍然是一放不活。所以我认为产权保护对长远的经济增长说是重要的，但对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来说，产权改革未必是对症下药。
总需求可以调节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在90年代初期的投资规模增长数量是极为巨大的，从生产能力的净增长来看数字惊人，“八五”计划期间至少增加了200个百分点。这些投资在建设的时候是需求，建成后变成了过剩生产能力，限产可以使市场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但并未能消除生产能力的过剩，只要限产的政策压力一减低，物价马上会下降。至于有人主张靠增发货币只迟赤字财政来刺激需求，由于我国现在的法律不允许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一机制也是不存在的。
讨论主持人陈平教授：
今天大家在通货紧缩究竟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争论比较多。分歧在个人观察的方法不同，对策也就不同。今天的研讨会在方法论上的研究对政策研究水平的提高很有意义。我先比较一下林毅夫、宋国青、易纲三者分歧的方法论上的原因。
宋国青指出，通货紧缩会导致存货的下降，这对林毅夫的过度供给说带来困难。我以为经济放慢的初期存货应当上升，在通货紧缩持续一段时间后，企业削减产量，虽能减少存货的压力，但并未减少下岗增加的就业压力和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如采用林毅夫的办法，对消化生产能力过剩和增加就业有短期的好处。但如不利用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快企业的兼并改造，淘汰落后企业，无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长远发展目标。就此而言，我以为减税而非增税更有利于结构调整。
其次，易纲和宋国青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争论，实质是经济波动理论中，观察的中期(一般经济周期在3－8年左右)和短期(只看1年左右的环比数据)时间尺度的差别。假如宋国青认为经济波动是完全随机的，则政府将在短期也无所作为。依我看，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余地不多，但在金融改革上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因为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在金融中介的不稳定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迟滞，不在总量失衡或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不是“微观(个人和企业)和宏观(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层次，而是“微观－中介组织(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宏观”三个层次。
当前中国形势如果使用“通货紧缩”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假说。货币学派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在国际上却受到严重挑战。货币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在短期有效，政府使用货币政策约束较少，因为货币冲击是外生的。但麻省理工学院的 Peter Temin 指出大萧条的起因是一次大战后英美等国企图恢复金本位制，而非弗里德曼所说货币紧缩。易纲指出中国连降几次利率效果不佳，证明奥地利学派关于货币机制是内生的观点。我们发现货币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也支持易纲的观点，否定宋国青认为没有经济周期，只有随机扰动的观点。国际上通货紧缩通常和经济萧条相联系。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是仍然以国际上较高的速度增长，出口也在增加。因此，我同意易纲的判断，中国目前价格指数短期下降的现象和西方理论中的通货紧缩现象不同。我建议使用一个新的提法“信用紧缩”或“信用配给(credit rationing)”。我觉得，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中介出了问题。事实上，经济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是通过金融中介来连接的，如果金融中介效率不高会严重降低经济的效率，甚至引发通货紧缩。而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正是由于信用紧缩造成的。
中国这几年来的信用紧缩是由于政府行为造成的。首先，地方政府在经济扩张时期进行了大规模超指标的投资，但是它又没有合法地方税或市政债卷来合理地融资，只好通过“打白条”的方式让企业垫付。一旦地方政府无力还款，中央政府又不增加拨款，以地方政府为坏帐源头的“三角债”就会迅速蔓延，拖垮好的企业。其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了行政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措施。欠债的企业主管不坐牢，放贷的银行主管要查处。造成商业银行的惜贷现象。银行的信用紧缩使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都难获贷款。乡镇企业更缺民间的投资渠道，造成总体的投资下降和技术更新的放慢。第三，非竞争性的国企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资产和信用都不断贬值，加剧了银行的困境。第四，住房、医疗、工人下岗、政府裁员等项改革同时进行，单低租金住房改为高价售房一项，就大大增加老百姓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危机感，使储蓄预防的悲观动机大于扩大消费的乐观动机，抵消了利率降低的刺激作用。最后，扩大社会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增大了政府的寻租机会，降低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克服信用紧缩，必须在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这主要是指强化金融中介的竞争机制，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按产业竞争原则分解重组国有银行，逐步开放地方政府专项市政债券的发行和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以迎接加入WTO后跨国银行进入中国金融业的挑战。光靠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微观激励机制难以奏效。假如没有竞争高效的金融中介和可靠发达的信用制度支持，任何产业政策或结构调整都是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