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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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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1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召开了“通货紧缩”专题研讨会，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易纲教授、宋国青教授和陈平教授参与了讨论。这几位经济学家是国内通货紧缩问题的专家，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这几位教授对通货紧缩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心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不同的思想之间有碰撞和交锋，从而加深对通货紧缩的认识。下面是对各位教授讲话的整理。
易纲教授：
中国经济现实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广义货币与GNP的比例不断上升，99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46，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这既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的发展，也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单一、风险大的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同时，由于企业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企业的风险越来越大。银行作为企业资金的提供者，它的不良资产也随着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而不断上升。97年真实利率的上升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而真实利率的上升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观察到连降几次利率的效果不大，说明货币运动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同时，货币发行量不能再提高，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
目前，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些走出通货紧缩的迹象。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最近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口价格指数虽然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国内生产资料销售的情况看，价格指数也是不断上升的，物资部1-4月的统计表明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水平上升了2%。这些都是经济转暖的信号。
另一些经济指标也支持走出通货紧缩的看法，今年预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1，如果排除掉这一指标体系本身的偏差，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更为乐观。这是因为现有的指标体系中给予食品的权重过大在48%左右，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说农民用收入的一半吃饭，也许是对的，但不能以此来论证在CPI中食品的权重应是48%。因为农村人口的食品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在农民用钱买的东西中，食品占不到一半，而城市人口消费中食品也占不到一半。如果把食品的权重降到40%左右，那么运用CPI作为衡量通货紧缩的标准就更为准确了，而这时CPI的数值将会上升。
当然，在反通货紧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现在我们有一些反通货紧缩的做法，实际上会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有利于恢复计划经济的，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宋国青教授：
当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可以说是“阴见多云”，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从对数据的分析看，97年大概是通货紧缩的谷地，在此之后，价格的下降速度减慢，有过一些反复和波动。但这种变化是和大商品价格上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随着通货紧缩的加剧，会导致存货的下降，从而使得大商品的供给水平低于供求平衡的产量，它的价格会上升。但这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结束，恐怕还要进一步观察。
另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所谓经济中的“拐点”，即经济复苏的先兆。我对这个提法不是很赞同。拐点是和经济周期相联系的，而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周期的，因此拐点也就无从谈起了。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周期是相对于过去20年而言的，我很怀疑今后的价格波动是否还会遵循同样的周期。我甚至还有一个猜想，如果在2018年我们用1998年以后20年的数据做分析，恐怕就看不到今天所谓的经济周期了。其实，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将是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这个论断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经济增长率相对会比较低，当然也不排除新经济、新技术、国际经济交流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些经济推动因素使之改观的可能性。第二，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第三，国有部门的负债、保险基金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都会有比较高速的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做一些政策环境上的改善是必要。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这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人们都把货币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直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国家政策的导向却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市和申请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手段，但是目前上市却比贷款要困难得多，这就鼓励了企业去贷款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和融资都是融资行为，两者的至少应当是同样难的。
国内目前对通货膨胀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讲法，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于老百姓的消费函数出了问题，对此我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根据。目前通货紧缩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太低，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应当大幅度削减开支、减少投资，而不是相反。为了支持98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税收增长的幅度也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不利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
林毅夫教授：
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与标准的教科书上的讲法并不一致。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通货紧缩意味着明显的物价持续下降和国民收入的降低。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物价降低的同时，经济还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提出与传统理论不一样的解释。对通货紧缩的分析框架一般是先从经济的均衡状态出发，然后引入经济中的造成通货紧缩的干扰因素。由于在通货紧缩出现之后，它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都是一样的，不同解释的差别在于造成通货紧缩的触发机制是什么，即究竟是什么样的干扰因素造成了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
物价总体水平持续下降是供给普遍大于需求的结果。供给大于需求可以是供给的扰动或需求的扰动造成的。目前西方标准的通货紧缩理论和国内多数研究通货紧缩学者所主张的理论，侧重在需求的扰动。按这些理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均衡的状况下，由于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货币供给锐减或银行信贷收缩等原因造成投资需求突然下降、或泡沫破灭，居民财富萎缩，造成消费需求突然剧减等原因造成总需求突然下降，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于是物价下降。如果通货紧缩是上述需求扰动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伴随着物价下降国民经济必然会出现负增长。可是，我国从1997年以来，国民经济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那么，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可能是上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需求扰动所触发的。实际上，从供给扰动来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触发原因。在“八五”期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90-95年的平均水平是36.9%，远远高于80年代17-18%的水平。到1995年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是1990年的273%，这段期间，非国有企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比国有企业还快。投资，在还没形成生产力前，表现为需求，投资的过度增长，造成了90年代初期经济的过热和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到了1995年以后，投资扰动的因素消失了，但过度增长的投资一经建成后，即便成了1995年以后生产能力的突然大幅增加，物价水平一路下滑。由于居民的财富并未受到扰动，消费增长还相当正常，而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非政府投资的意愿下降，但政府以财政支持的投资增加，弥补了非政府投资的下降，总投资需求也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由于投资和消费都还在增长，因此，就出现了物价总体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负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还以相当高速度增长的奇特通货紧缩想象。
国外的通货紧缩通常是需求扰动造成的，因此，国外经济学者构建的通货紧缩理论也侧重在需求扰动的分析。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如果一个理论的推论和已知的经验现象不一致，那么，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供给扰动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会出现，因此，国外的经济学者不可能从这方面来构建通货紧缩理论，解释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并存的理论只能靠中国的经济学者自己来努力。
明确了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就会明白现在很多关于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并无能解决问题。有人主张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不平衡得不到解决，产权改革以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更会减少投资，从而加剧通货紧缩。也有人说扭转通货紧缩的关键是消除结构不平衡。但是，结构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讲要消除结构不平衡，改革以后讲得就更多了。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严重的通货紧缩是在97年以后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
在与众多解释比较的基础上，我认为前面提到的通货紧缩来源于总供给增长太快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由此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扩大消费需求，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各个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在30%以上。但因国民的财富并未萎缩，收入也没有下降，要靠增加财富或大量提高收入来扩大消费需求以消化掉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是不太容易的。农村由于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以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启动中国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说让农民用上自来水、降低农村的电费以及为农民架设电视接受天线等。这些措施会刺激农民对电器、卫生设备、厨房现代化的需求，缓解严重的家电产业和其它工业制造品的过剩压力，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