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4日，美国Vassar大学地理系周宇教授在中心致福轩作了一个题为“跨国现象—一个研究移民的新框架”的讲座，下面是其讲座摘要。

    首先，周宇教授介绍了跨国现象这个概念。从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始，对移民的研究一般都定位在文化同化论模型或文化多元论模型之上。虽然这两种模型对移民整合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移民的最终结果都将建立在当前主流文化和移民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对话之上。换句话说，影响移民的因素都被架构在现在和过去这样一个线性空间里。然而，最近学者们渐渐认识到这样一种新现象：移民作为一个活跃的主体进行跨国活动。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超越国界现象或跨国现象（transnationalism）。
   

    学者们将跨国现象定义为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移民建立了一个社会区域，将他们的母国和当前的居住国联系到一起。与传统意义上移民单方向的移动不同，跨国移民建立和保持着一种跨国界的、多向性的家族、经济、社会、制度、宗教和政治关系。
   

    学者在考察跨国现象的同时对全球化给予了更大的重视，这不是一种巧合。全球化为跨国行为提供了背景、机会和原动力。但是，跨国现象与全球化是不同的。全球化通常将移民看成只是其带来的一个结果，而在跨国现象的框架里，跨国移民是积极的主体，他们同时参与母国和当前居住国的活动，推动、打造全球化。全球化一般关注货物、资本、信息的流动，其载体跨国公司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规章制度。而在跨国现象中，流动的不仅仅是以上那些，更重要的还有人力资本的流动，并且，规范这些行为的不是法律、协定、等级制度，而是由移民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社会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跨过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国界的模糊，无地域性社区的出现。著名学者Ong和Nonini认为，华人的跨国移民摒弃或模糊了区域性。对于这种观点，周宇教授表达了她的不同看法。她认为，华人的跨国网络和行为虽然是不定、无界的，但是它们与华人移民经济的地方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如果认识到跨国行为要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上进行人力资源、货物、资本和信息的传递，那么，没有网络端点的强有力的结合的话，这个网络是无法存在的。简而言之，地方化是跨国现象的一个关键的地理因素。
   

    接着，周宇教授深入分析了南加州地区华人高科技和会计企业的地方化特征，以此来论证她的观点。南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华人聚集地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唐人街，主要是在洛杉矶东部的圣盖布尔谷地和新兴的工业园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新移民的高智商结构，他们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跨国经济或为跨国经济服务的行业，如高科技企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与传统移民经济聚集区内的零售业、低档的服务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应该被夸大，很多地区这种高级和低级的移民经济是共生的，并且这种共生对于跨国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空间上不同类型的移民经济成簇的聚集为跨国经济提供了土壤、信息、信用和其他各种支持。由此可见，把跨国经济行为从它们的地域背景和聚集的经济环境中分离出来时非常不恰当的。南加州本地的高科技经济为移民企业提供了专业人才、经验、网络和市场机会。比如，大部分华人高科技企业主都是在当地的美国公司里做过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出来创业的，并且一般以为原企业生产配件为主。跨国资源，特别是来自港台的风险资本，向这些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持，进而扩展了它们的机会。跨国活动与当地的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华人移民会计公司有相似的经历。华这些会计公司主要服务于华人企业。这些企业的跨国业务需要有双重语言、双重文化背景的会计公司的指引，为其融入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法规框架服务。同时，华人会计公司若无大量的当地经济的支持，也不会有稳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当地诸如餐馆、小家庭作坊、小工厂这些低工资报酬的经济是跨国现象不可分的一部分。
   

    最后，周宇教授总结道，跨国现象的出现为学者们研究移民的整合以及由跨国公司引导的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她认为，尽管跨国行为是无界的、流动的、多变的，但是跨国组织要有坚定的支撑：这些活动必须依赖于当地和国际的资源和机会的有机的结合。总之，地方化是跨国现象的重要地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