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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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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14日，世界银行首席专家Richard Newfarmer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的复苏”的专题讲座，现摘要如下。
1998年世界银行进行了一项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刻：失业率是25年来最高的，而且几百万人被抛入了贫困的深渊。然而，在从事“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的复苏”这项研究时，东亚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全局性的好转。当然，东亚复苏的道路还很不平坦—印尼仍然在经济困境中挣扎，韩国的经济波动也很剧烈，但东亚国家目前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应付眼前的危机了，它们转而要寻找一条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的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
世界银行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东亚国家找出这样一条道路，具体的说，就是要检验东亚经济恢复的成效、评价这次恢复的可持续性并且找出那为了实现亚洲的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面临的挑战。通过这次研究，我们认为亚洲经济未来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挑战，下面将对此一一予以论述。
第一，东亚国家既要处理好潜在的资本流动剧烈变化的问题，又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竞争。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的做法并不是逃避和拒绝全球化，相反它们张开双臂欢迎全球化，希望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很多东亚国家向外国开放了新的部门，欢迎它们进行直接投资，并且采取措施使得资本流动更为方便、快捷。在危机中，一些国家采取了资本管制的做法，比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但是随着危机的缓解，这些措施都逐渐被取消了，这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上面的观点。中国作为本地区的大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发出了正式的申请，这表明了她更深入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强烈愿望。这一举措将使中国的进口增加，使得她服从全球化的规则，帮助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然而，东亚地区的很多小国家在取消扭曲的贸易规则以及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上行动的还不够迅速，这增加东亚经济未来发展的风险。
要想取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认真的处理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是完全必要的。这就要求东亚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同时，全球化对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转型经济意味着必须把自己脆弱的金融体系，暴露在那些曾经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力量面前。因此，这些国家政策制定的重点将是如何有效的管理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经济风险，把它们降之最低程度。但同时也要明确，进一步减少对贸易、服务和信息流动的限制，将带来东亚地区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第二，整体性的危机严重的损害了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同时中国和越南的国有企业也越来越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因此，所有东亚国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赋予经济活力。自从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对银行和企业的立法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在危机发生的各个国家，政府也都对金融结构做了重大的调整。但是，在解决银行和企业困难上的进步并没有消除破坏经济复苏和未来繁荣的潜在的危险。有三方面的问题是紧迫的。首先，银行的资本化程度依然很低，这会削弱新投放的贷款促进经济复苏的力量。其次，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没有力量向银行交付利息，这极大的损害了企业的资信程度，使它们无法充分利用自己潜在的生产能力。最后，在危机中政府把很多企业和银行收归自己所有，而这是与它们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强间接调控能力的愿望相违背的。
在中国和越南，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债务和银行呆帐的问题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也是十分尖锐的，同时要解决它们必须对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深入的改革。中国政府从1993年开始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而在越南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政府对这些问题处理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可持续性。
从上面两方面的事实看，危机以后东亚国家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东亚经济复苏的大敌。一旦外国投资者对亚洲企业还债能力产生怀疑，就会再次造成类似99年7月韩国大宇集团那样的金融混乱。同时，如果没有对公司债务的重组和对公司运营策略的变革，那么有潜力的企业也会被认为是不值得提供信用的。更重要的是，新的贷款将不能投入最有生产效率的部门，这将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要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必须政府从下面几方面做出变革：
通过政府介入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来保护存款者利益，恢复投资者信心。
? 完善重振金融体系的策略，并推动金融部门的重新资本化。
? 加强对金融部门行为中期的监督和检查。
? 改进监管，以保证政府对金融部门有足够的控制权。
? 消除银行的不良资产。
第三，随着公共债务的上升和对政府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已经被提上了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而且，经济危机给予了政府相当大的压力，包括提供社会保障以及帮助贫困人口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这就要求东亚国家确立新的社会契约，完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职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它们对公共财政领域和行政部门却几乎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变革。由新的债务负担和巨大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政府财政压力，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正在推动政府更为有效的管理支出、使用人力资源以及确定政府行为的界限和政府服务的形式。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政府不得不向穷人、老人和病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减少市场条件变化对他们利益的冲击。经济危机揭示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取代由市场支持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和越南也很突出，在哪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市场体系扩张的速度，同时，传统的由国有企业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做法也在趋于消亡。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东亚国家在帮助家庭向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还相对比较落后。而且为了保证穷人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各个地区的政策都应当力图让教育更为普及、也更富于成效。
国际社会在帮助东亚经济发展方面也可以做出很多贡献。它们可以帮助东亚发展出一套可操作性更强、也更为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框架，同时继续减少贸易壁垒。通过提供一个解决亚洲问题的高层论坛，地区性组织可以帮助亚洲国家实现制度性的进步。而且，这类组织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部，各国可以协调彼此的行动，对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问题做出反应。当然，最终的进步还是要依赖于各国自己所取得的制度上进步。
如果亚洲成功的改革了它的商业体制、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并因此实现了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接近过去的水平。要把今天的经济恢复变成明天的可持续的、被广泛分享的经济成长，需要让几千万人摆脱贫困，并且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支兆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