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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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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杜鹰先生认为林毅夫教授的研究都是针对中国农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用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构造一个有说服力的模型，是本土化和规范化相结合的典范。杜鹰先生着重讨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目前中国处于粮食相对过剩状态，近五年每年的粮食产量都在9800亿斤以上，由于粮食需求增长缓慢，国家和农户手中积存的存粮近10000亿斤，相当于一年的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已经连续53个月走低，农民增产但不增收。但从中长期来看，粮食安全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粮食安全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足以维持他生存的食物。现在中国已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耕地为19.5亿亩耕地，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9%，却养活了占世界总人口的21%的中国人，而且营养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到2030年时，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最高峰16亿，如果每人的年粮食消费量在400到450公斤之间的话，届时将需要6.5至7.2亿吨的粮食。粮食供给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投资、基础设施、农户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和对技术进步的需求。杜鹰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大田产量和试验田产量，以及中国的平均单产和国际上的最高单产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进一步提高单产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在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在2%以上，在以后的30年里，粮食产量只要每年增长1%就够了。因此，在技术层面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合理性的层面上，专家学者们对坚持自给自足还是发挥比较优势有较大的争议。目前，国家的方针是粮食基本自给自足，自给率可降至95%左右（现在是98%，非常高）。此外，还要考虑粮食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如果中国降低粮食自给率，增加粮食进口，那么会给世界粮价带来什么影响，会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什么影响？超级大国会不会搞粮食禁运，如何应付？这些问题都是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杜鹰先生还针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的“退耕还林，以粮代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有9100万亩坡耕地，涉及3700万人的生计问题。把这些坡耕地全部退耕，由国家来养活这3700万人是不太现实的。退耕还林需要十几年才能见效，而粮食供给有周期性，很难保证在今后的十几年里粮食价格会一直这么低。如果粮食价格上升，国家不能再供应粮食的话，农民只能把坡地上的树砍了再种粮食。有些地方交通非常不便，即使有粮食也难以负担高昂的运输成本。最后，就是有粮食而且运进去了，也难以保证粮食的公平分配。因此，西部的某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应首先解决本地所需口粮的基本部分，然后才能谈发挥比较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陈锡文先生指出：对于学者来说，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是很复杂、很深奥的事；但对当事人来讲，制度变迁却是很朴素、很自然的事。当中国农村在二十一年前开始改革的时候，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央政府都认为改革仅仅是经营管理制度的变化，而中国农村改革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在经营管理制度发生变化以后，经济实践的内在逻辑引起了复杂深刻的财产关系的变革。改革前人民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低。因此，一些人就认为改革就是经营管理体制上的统和分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据统计，1978年时人民公社拥有的生产资料约为840亿人民币，农民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现在中国农村约有20000亿人民币生产资料，其中属于农民所有的为8000亿。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开始时的“包干到户”和后来的“包产到户”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包干到户下，人民公社的统一分配和统一核算仍然存在，不太可能长出农民自己的资产；在包产到户下，农民作为市场中的经营主体，逐渐积累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农民的8000亿资产就是在包干到户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虽然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成就仍是阶段性的，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解决。例如，城市改革至今也没有产生企业经营者自有的资产，这也是城市改革不成功，对当事人没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和城市改革相比，农村改革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例如，“土地资本化”使深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农村的土地资本化过程却很缓慢，这可能是农民财富未能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最终在法律、制度上能够和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具有同等的含义的话，那么农村的改革还会快速地进一步向前推进。
座谈会中，与会代表针对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简要摘录如下。
陈锡文先生提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因而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比林教授估计的要高。
林毅夫教授回答：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王小鲁教授还补充到，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王小鲁教授指出市场的作用是无须置疑的，但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市场的表现可能会截然不同。林毅夫教授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例如，在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里，我们能够观察到更多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企业和雇员可以互相选择，干部可上可下。这类似于农业生产中的退出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保证了这些国有企业有较高的经济绩效。王小鲁教授还指出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
